这时李谕已经进入教室,发现台下全坐满了,最后排还有站着的。

    金岳霖问道:“你怎么了?”

    吴宓成绩比他们两人要差。

    上午课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

    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会使学生蔑视本国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还会激起反感,偏偏就是不想对洋人低头。

    吴宓一进门,教室里就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才发现缘由。自此以后他便决定在公共场合只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

    中文教师的薪资水平明显低于外籍老师,并且他们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中文教师显然不受尊重。

    这时候的清华图书馆还没有后来那么宏大,藏书有限,要是先生指定了某某参考书必须阅读,学生就必须早早去排队。

    这几年李谕算是形成了点自己的风格,讲课水平即便不咋地吧,但总能讲出点前沿性的东西,而且通俗易懂,大家伙都爱上他的课或者听他的讲座。

    上午课是英文、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民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纯英文授课。

    李谕代课自然还是数理方向,并且数学绝对是最主要的,所有人都必须学。

    吴宓脸上一红,然后说:“我小学时就搞不懂鸡兔同笼,更不要说什么数列极限了。”

    好在那位女老师人比较通融,听说是李谕后,直接宣布全班一起过来听。

    下午课则是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等,一律用国语,中国的教科书。

    但是清华的老师说得很清楚,做不出来就不及格。

    金岳霖的数学比吴宓好一些,但达不到侯德榜的水平,羡慕道:“我要是也有这么好的数学能力该多好。”

    课程本身没什么特别难的地方,但李谕深知这些学生不可能将来都走上数理研究的路线,所以仍旧更加注重趣味性。

    后来才知道,在其他大学的电子系,这门课要学一个学期。

    然后去年辛亥革命,清华放假,吴宓跑去上海圣约翰大学临时上了半年课。结果在圣约翰大学时他被同学嘲笑,说是来自北方的“乡下人”,还把他的名字“吴陀曼”恶意地翻译成“糊涂man”,趁吴陀曼课间外出时写在了黑板上。

    美国大学课外指定阅读资料分量相当重,所以清华要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学生到了美国不胜负荷。

    李谕感激道:“这几年你在中国东西南北四处跑,忙于教育一事,真是辛苦了。”

    金岳霖大着脑袋说:“陀曼老兄,你怎么还有心情欣赏英文书法?好像关注点有点不对。”

    她一直忙于基金会创立的几所学校,每年加起来可以招募上千学生,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十分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