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很喜欢做梦,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世界。

    老福特也曾做过梦,他的梦想就是每一个自食其力的美国人都有一辆福特车,同他的家人一起在上帝的广袤土地上共享快乐时光。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创立了流水作业线。

    老福特一直不承认他与泰勒制之间的关系,甚至说他的灵感来自于芝加哥的屠宰厂,屠宰厂是把一个个“部件”依次卸下来,他则是把一个个部件装上去。

    但在实际上,如果没有泰勒倡导的标准化,如果没有甘特设计的控制图表,老福特的梦想只不过是梦想而已。

    有很多东西,即便它一开始存在的目的是好的,可是到了后来却偏离了原本的意图,泰勒制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人的工资,每个人都想着不劳而获,工人在工作中的确实存在磨工的问题。伦敦的市政工程,几乎要干好几年,铺地砖的工人一天只呆在现场半天,就这半天还有一半时间是在聊天。

    耶稣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在葡萄园工作的工人,每人每天能收到一个银币作为报酬,有早上来的,有中午来的,有的快收工来的,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他们最后都得了一样的工钱,先来的抱怨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每天一个银币吗?

    这个比喻说明了上帝有对做工人奖赏的权利,他想恩待谁就恩待谁,何况那些来迟少做工的人并非自己有意偷懒,而是他们没有找到雇主。

    泰勒认为,生产率是劳资双方都忽视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管理人员和工人都不了解什么是“一天合理的工作量”和“一天合理的报酬”,管理人员和工人都过分关心如何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而对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而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更多报酬这种“双赢”的模式则几乎无知。

    从1881年开始,他进行了一项“金属切削试验”,由此研究出每个金属切削工人工作日的合理工作量。经过两年的初步试验之后,给工人制定了一套工作量标准。这个标准称为KPI,绝大部分人在没有KPI指标的时候并不能在工作中做到自主性和积极性,资本家不知道工人一天到底能干多少活,但总嫌工人干活少,拿工资多,于是就往往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

    有了这个标准后生产效率提高了,而高效率是雇员和雇主实现共同富裕,工人完成了定额工作可以提前走人,如果他觉得有余力,想要挣多的钱,可以继续工作,多劳多得,使工人的贡献大小与工资高低紧密挂钩。

    泰勒制定工作定额时是以“工人在不损害其健康的情况下”制定的,找出做每一步工作的最快方法,消除所有错误动作、缓慢动作和无效动作,将最快最好的动作和最佳工具组合在一起。

    现代的KPI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已经设置得比天还高,甚至到了让工人冒着猝死的风险去完成的地步。

    泰勒设定标准是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而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的“管理者”则完全没有去感受过。

    他们一步步地紧逼,这一个KPI完成了,下一次再继续提高,为了抵抗,工人们又开始偷懒不完成了,矛盾又开始出现,而且资本家还有了借口:“你KPI没完成”,旁观工友忙着自己的工作,他们根本不知道同事经历了什么,于是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淘汰”。

    填补他空缺的永远是年轻而便宜的工人,这些年轻人有体力和冲劲,就像初生的牛犊,和那些“老牛”可不一样。

    35岁的人和25岁的人精力绝不是一样的,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造成了疾病,老家伙们就会被“丛林法则”淘汰了。

    雅各布有一个梦想,他想开一个烘培店,然而他年轻时参加一战,什么都没有得到,在战争中别的人多少都抢了点战利品,他却没那么干,回到美国后只能去罐头工厂工作。

    这就是在战争中保持人性的代价。

    他那个年龄在工厂里也干不了多久了,如果他没有遇到纽特斯卡曼德,还有他的鸟蛇,他也会和其他退伍一样被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给压成肉泥。

    但丁的地狱里曾描写了威尼斯兵工厂,那里也是使用的现代化流水线生产,但波莫娜接触了一个兵工厂工人的后代,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生活得很痛苦。

    相反,能在因为被黑死病袭击沦为地狱的威尼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食物,并且还有医疗保障、有书读,住在有围墙隔断,不用担心暴徒和病人的工厂里,他们觉得自己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