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九看到地图上标注着的敌我态势,可以看出尽管自己已经提供了日军的兵力部署以及进攻路线,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与历史上的兵力部署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也可以理解,受到内部派系林立、以及运输条件等方面的制约,也只能做这样的作战部署。

    还有一个原因,是日军的战斗力强大,战役的主动权掌握在日军手上。

    武汉会战,国军方面投入了110万人,日军方面投入了30万人,在兵力上看上去国军占优势。但是日本是现代化(当时的)的工业强国,部队的装备训练远远超过了国军方面。日军投入了现代化的作战飞机三百余架、作战舰艇137艘,国军方面只有50艘老旧作战舰艇,吨位只有日军舰艇的1/10.有200架飞机,其中1/3无法起飞,只能用做零件拆解。

    日军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能够按照他们的预定的进攻路线攻击前进,占据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国军也不得跟着日军的脚步,做这样的兵力调整。

    有些事情并不是你事先知道了,就可以改变结局的。比如说米国要攻打伊拉克,他的航空母舰就在海面上停着,兵力的调配也可以说基本上是透明的,但是伊拉克仍然无法避免失败,双方的实力悬殊实在是太大了。

    参战的国军将士们尽管英勇战斗,但是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也只能打出这样的结果了。

    王金栋说的很有道理,高九的确是无法参与是战略和战役层面上的部署。即使制定出再好的计划,国军的将领们也不会听从高九的指挥,战役计划也就形同虚设。

    武汉会战期间有一个著名的事件,那就是马当要塞的失守。

    马当要塞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国军经营了几个月,耗资无数,坚固异常,是阻拦日本海军的坚固堡垒,军委会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它至少能阻止日军攻势一个月左右。

    日军波田支队在攻占安庆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沿长江西进,6月下旬抵达了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

    马当要塞附近守军为李韫珩的16军,两周前,李韫珩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大敌当前竟然还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6月24日,李韫珩还大肆铺张地办了一个隆重的结业典礼,邀请了16军各级军官和当地士绅参加。日军肯定事先得到了这个情报,于是6月24日凌晨,在16军的防地东流登陆成功,然后顺利地攻下了既无准备,又无主官指挥的香山、香口等地。

    还好,防守马当要塞长山核心阵地的海军陆战队2大队没有派人参加结业典礼。在总队长鲍长义的指挥下,2大队顽强抵抗,打退了波田支队的三次大规模集团冲锋。

    鲍长义这边打得昏天暗地,李韫珩那边结业典礼则开得隆重得很,讲完话之后又有用餐,喝得一塌糊涂。见16军暂时指望不上,鲍长义赶紧发报给在武汉的老上司谢哲刚。谢哲刚一看电报,吃惊不小,立马报告了军委会。

    军委会看了谢哲刚送来的电报,命令驻扎彭泽的167师长薛蔚英立刻率部走公路增援长山。李韫珩故意拖延,命令167师长薛蔚英走小路。

    薛蔚英跟战区长官有矛盾,他想了很长时间,最后选择了走小路,延误了战机。鲍长义的2大队在坚持了两天后,伤亡已经过半,而且炮弹也打光了。为了避免全军覆没,2大队不得不撤离阵地。日军占领长山阵地后,马当炮台也跟着丢了。

    最终李韫珩和薛蔚英被军委会枪毙。马当要塞丢失以后,国军陷入了战役上的更加被动的局面。

    李韫珩和薛蔚英这样的高级将领,连军委会的命令都不听,高九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高九能够做的,也就是在具体的战斗上,尽到他作为一个抗日战士应尽的责任。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在军事部署上的问题不发表意见,可以按照第五战区的要求,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

    看到高九在地图面前沉吟,冯处长问道:“高先生,您觉得第九战区的战役部署有什么缺陷吗?”

    高九既然改变不了战役部署,他也没有必要在这上面发表不同的见解,平白无故地得罪一大批人。

    要知道,这么大规模的战役计划,是多少参谋人员和高级将领们呕心沥血制定出来的。否定人家的作战计划,那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

    高九说道:“战役部署很好,只要各部能够按照预定的战役部署,完成自己的任务,武汉会战一定能够取得很大的战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