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今春逢圩,跟往时不大相同。往时逢圩,山里人像赶“黑市”,出卖个山珍野味,毛皮药材,都要脑后长双眼睛,留心风吹草动。粮食、茶油、花生、黄豆、棉花、苎麻、木材、生猪、牛羊等等,称为国家统购统销的“三类物资”,严禁上市。至于猪肉牛肉,则连社员们自己一年到头都难得沾几次荤腥,养的猪还在吃奶时就订了派购任务,除非瘟死,才会到圩场上去卖那种发红的“灾猪肉”。城镇人口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有时还要托人从后门才买到手。说来有趣,对于这种物资的匮乏、贫困,报纸、《参考消息》则来宣传现代医学道理:动物脂肪胆固醇含量高,容易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如今一些以肉食为主的国家都主张饮食粗淡,多吃杂粮菜蔬,植物纤维对人体有利。红光满面不定哪天突然死去,黄皮寡瘦才活得时月长久,延年益寿……

    时间真像在变魔术!“四人帮”倒台才短短两年多一点,山镇上的人们却是恍若隔世,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里了啊。如今芙蓉镇逢圩,一月三旬,每旬一六,那些穿戴得银饰闪闪、花花绿绿的瑶家阿妹、壮家大姐,那些衣着笔笔挺挺的汉家后生子,那些丰收之后面带笑容、腰里装着满鼓鼓钱荷包的当家嫂子、主事汉子们,或三五成群,或两人成对,或担着嫩葱水灵的时鲜白菜,或提着满筐满篮的青皮鸭蛋、麻壳鸡子,或推着辆鸡公车,车上载着社队企业活蹦乱跳的鱼鲜产品,或一阵风踩着辆单车,后座上搭一位嘻哈女客……人们从四乡的大路、小路上赶来,在芙蓉镇的新街、老街上占三尺地面,设摊摆担,云集贸易。那人流、人河,那嗡嗡的闹市声哟,响彻偌大一个山镇……圩场上最为惹人注目的,是新出现了米行、肉行。白米,红米,糙米,机米,筐筐担担,排成队,任人们挑选议价。新政策允许社员们在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任务后,到市场上出售富余的粮油农副产品。肉行更是蔚为壮观,木案板排成两长行,就像在开着社员家庭养猪的展销会、评比会,看谁案板上的膘厚油肥,皮薄肉嫩。“老表!这头猪总怕有三百上下吧?”“三五百!再养下去不合算了。”“呵呵,尽是肥冬瓜,精肉太少了,女人家嫌油腻……”“你同志真是人心难足喽,不想想两年前,一月半斤肉票,你家炒红锅子菜哩,如今却嫌肥,怨精肉少了!”真是上哪座岭唱哪山歌。就是不逢圩的日子,新街老铺的猪肉也是从天光卖到天黑。产供销出现了新矛盾:社员要交猪,食品站不收。理由是小镇地方小,没有冷库,私人的猪肉都卖不脱,公家杀猪哪来的销路?和前些年相比,供销关系颠倒了过来……山镇上的人们啊,不晓得“四个现代化”具体为何物,但已经从切身的利益上,开始品尝到了甜头。

    没有近忧,却有远虑。旧的阴影还没有从人们的心目中消除,还有余悸预悸。人们还担心着,谈论着,极左的魔爪,会不会突然在哪个晚上冒出来掐灭这未艾方兴的蓬勃生机。口号和标语,斗争和运动,会不会重新发作膨胀,来充塞人们的生活,来代替油盐柴米这些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阴影确是存在着。吊脚楼主王秋赦发疯后,每天都在新街、老街游来荡去,褴褛的衣衫前襟上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像章,声音凄凉地叫喊着:

    “千万不要忘记啊!——”

    “‘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

    “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

    王疯子的声音,是幽灵,是鬼魂,徘徊在芙蓉镇。镇上的大人小孩,白天一见了王疯子,就朝屋里跑,就赶紧关铺门;晚上一听见他凄厉的叫喊,心里就发麻,浑身就哆嗦。已经当了青石板街街办米豆腐店服务员的胡玉音,听见王疯子的叫声,还失手打落过汤碗。新近落实政策回到镇上来的税务所长一家,供销社主任一家,更是一听这叫声就大人落泪娃儿哭,晚上难入睡……吊脚楼主仍旧是芙蓉镇上的一大祸害。

    山镇上的街坊们在疑惧,在诅咒。

    “芙蓉姐子”抚着小军军稚气的头,在担忧:“王疯子冻不死,饿不死,还有好长的寿啊?”

    黎满庚的女人“五爪辣”也在问:“难道他剁脑壳、打炮子的王疯子还想当镇长、支书,赶着我们去做语录操,去跳忠字舞?”

    本镇大队党支部书记黎满庚说:“疯得活该!我们是新社会,有党领导,王秋赦这色人物终究成不了气候。教训深刻啊!”

    镇委书记、“北方大兵”谷燕山正在忙着治理芙蓉河、玉叶溪,他没有发表这方面的言论,只打算立即派人把王秋赦送到州立精神病院去治病,叫做送瘟神。

    县文化馆副馆长秦书田新近回到芙蓉镇来搜集民歌,倒说了一句颇为见多识广的话:“如今哪座大城小镇,没有几个疯子在游荡、叫喊?他们是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八月四日初稿于莽山;

    九月初整理于全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十月修改于北京朝内大街一六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