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不是复仇,是让争议接受伸张,让冤魂得以瞑目,也通过这种保存受害者的战争记忆。

    包括维森塔尔在内的战争受害者,罹难或者幸存的,都肩负着“信使”的义务,将战争的不幸、大屠杀告诉世界和后代。

    他们的想法和做法,让文岚觉得很震撼。

    所以,文岚决定用两年间歇年的时间,尽量促成这件事情。

    李文岚,利用了李哲闻和关氏兄妹的军方背景,也利用了安澜集团的能量,再加上一点点非正式手段,终于拿到了中外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批文。

    中外合璧的拍摄队,将兵分数路,千万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同时采访并收集二战受害者的影像资料。

    正在外国语学院读大四的李文岚,与学院部分同学一起,因为根正苗红而被选为实习助理,参与部分拍摄工作。

    初时,许多人不理解,毕竟在时人的心目中,照顾好身边的人,努力发展生产,才是要紧的事情。何况,掀开二战期间的伤疤,除了惹哭一群人,勾起无数人难掩的伤痛,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泱泱大国,何必自揭伤疤,取悦洋人?那些看影片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又怎么会明白我们华国人的苦痛?

    所以,很多人接受了组织的委派,因为想不通,即便嘴上不说,却明里暗里有点消极怠工。

    见事情推进得不太顺利,陈副总理亲自召开了动员大会:“按照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全面战争短时间是打不起来了。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松下来。大家要明白,舆论战,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现在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际手里,我们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发表的讲话,很少人会去听。按照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再过几十年,等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之后,还有多少人会知道我们曾经为了站在法西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米国他们有电视,有电影,有唱片,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能够让全世界相信第二次大战是靠他们打赢的。没错,我们知道我们和苏联军民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没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可能结束。但是,只有我们知道,又有什么用?我们必须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

    “如果我们不说,这个世界将永远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付出。如果我们不说,那么短短几十年后,我们的努力,将会被米国他们抹得一干二净,永远消失在普通人的记忆里。”陈副总理举起相机,指着台上的摄影机,“这些就是你们的武器,这些就是我们向世界说话的声音。即便今天没有人听,只要我们努力去做,认真打好每一场舆论战,这个世界终究会听我们说话的。”

    身为发起人和历史的见证者,文岚热血沸腾,灵魂都在颤抖。

    对,没错,政治家就是政治家,高瞻远瞩,远非后世那些政客可以比拟。

    举目望去,伙伴们各个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各个充满了力量。

    当明白自己工作的意义后,大家开始群策群力,想尽办法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收集战犯的犯罪证据,收集二战受害者资料,把它们编辑成册,在纪念馆里一一公布。这是西蒙维森塔尔正在做的工作,也是无数经历过二战苦痛的人正在努力完成的工作。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于1972年正式成立,它与不同的公众和私人机构进行紧密接触,与全球不同的官方进行联系,并全球范围内与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展开通力合作。这个中心,不仅关注他们国内二战资料,还关注全球其他方面信息,包括:二战罪犯尤其是纳粹战犯的执行情况;大屠杀及其相关事件的教育宣导;极端主义、极端宗教行为、新纳粹主义及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仇恨情绪的行为研究及其控制等。

    文岚也想成立一个类似的机构,尽量多地收集二战受害者的资料。

    因为,那些已经离世或者正在老去的二战受害者,他们是战争的见证者,也是战犯罪行的直接认证,是对战争最直接的控诉。

    他们的不幸是对人类未来的警钟,人类有责任不让他们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再过几十年,随着受害者和见证者们的离世,甚至那个年代出生成长的人们陆续离开人世间,甚至很多在战争中逝去的人,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知晓他们的姓名与经历。

    我们谁也不能保证,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没有战争记忆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