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半杰被从一处地窖里揪了出来，带回县城严刑拷打。闯军和交山军都想知道交城王府还有没有没暴露的藏宝地窖，但是梁半杰招供的内容并未超过朱敏漕和他的几个奴仆、师爷的供述，于是梁半杰便被活活打死了。他素来自负智计过人，但是在一支有碾压性优势的军队面前，他的那些计策都像过家家。
县城中有功名的士绅只有一个没被杀，此人是个补贡，名叫杨教丰，论起来还是杨夏水的远房族叔。但他只是个小地主，只有两家佃户，靠佃租无以养家糊口，因为得官太晚，当过几任教谕、训导之类没油水的小官就致仕了，也没什么积蓄，在县学教书维持生计。穷成这个样子，当然也不会欺负人，他反而有个外号，叫“杨窝囊”，一般的地痞流氓都能讹诈他。
当得知贼人灭了杨家底，又来找他时，杨窝囊差点没吓死，但刘宗敏只是让他组织善后局，每当兵火、饥荒、瘟疫、自然灾害过后，地方上的士绅就会组织这样的机构协助官府恢复社会秩序，有的是真心造福乡里，但更多的还是趁机兼并土地或贪污赈灾款。
刘宗敏交给杨窝囊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代表本县绅民给官府上书，说此次交城失守是过路的流寇所为，打的是横天一字王王嘉胤的旗号。至于那些“从贼奸民”，已经尽数跟着流寇逃走了。
闯军和交山军给百姓散发了一部分粮食之后满载而归，县内团练局唯一一个没被杀的副团总，杜家庄庄主杜一捷立刻带着自家乡勇接管了县城。
杜一捷在本地是有些名声的良绅，并无恶名，待佃户也不苛刻，一直奉行明哲保身的原则。此次流寇来攻，他紧闭寨门，任谁求援都不理，果然躲过了一劫。他和杨窝囊商议之后，决定按照刘宗敏说的给官府上书。
虽然他们明知是交山军所为，但报告官府又能如何？官兵来剿贼，还不是得让他们这些幸存的士绅大户们出钱出粮。何况交山军往山中一躲，官军多半是敷衍了事，不肯认真进剿，到时候官军一走了之，交山军还要报复他们。所以不如直接报告流寇过境，此事就此了结，还有太平日子过。
刘宗敏在交山营寨中略作休整，就率部返回曹家岭了。临走前，交山众头领还和刘宗敏等人争执了一番。别人争执是嫌自己战利品分得少，他们却是嫌自己战利品分得多。刘宗敏认为应该按规矩照人数分配，交山寨主们却觉得过意不去，闯军在此次战斗中阵亡了一百五十余人，再加上伤员，死伤人数占到全军总数的四分之一，交山军哪里有脸面按人数分账，执意要刘宗敏带走一半战利品。
最终，刘宗敏以山路崎岖，运力不足为由，带走了三成的战利品，黑九霄带着伤员们先在交山的山寨中休养，伤愈之后再归队。
来交山的时候，刘宗敏这支队伍有一千三百人，如今回程，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谁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这就是造反生活的一部分，每次都是用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回能让其他人生存下来的物资，这条道路就是用同袍兄弟的尸骨铺就的。
因为打了县城和王府，又端掉了一大批乡绅，此役的缴获极为丰厚，就算是三成，也足以供给闯军很久的开销。李自成也不断派出人马进入临、兴、岚三县的河谷地带，勒索士绅，甚至向县城索要“赎城费”。基本上没经过多少战斗，就得到了大批的食品、金银、被服，三县的县官和士绅都不愿意惹事，能花钱消灾，谁也不想打仗。
秋收之后粮价下降，张礼也带着便衣人员到处采购。但这个“下降”也只是相较于青黄不接的月份而言，依然贵得惊人，购买的效率远不如直接抢。棉衣、被褥、鞋袜这些东西都要靠手工一件件制作，更不是顷刻可得的。张礼还买回了一批布匹、皮革，让随营妇女手工缝制服装，里面填充了各种比二十一世纪的垃圾棉更劣质的东西，甚至有直接往里面塞干草的。
整个秋天，闯营都在为过冬做准备。这几个小山村的建筑物十分有限，好在闯军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山里的木材也足够，便自己动手搭盖茅屋，储备干草和干柴。虽然有这么一个栖身之所，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筹粮和劳动上，再加上要节约粮食，不可能吃得太饱，真正能进行军事训练的时间很少。
一转眼就是十一月，又一个好消息传来，贺兰和路应标、路应樗从辽东回来了。他们被官军一路护送到宁武关，然后诈称去陕西找曹文诏，进入了吕梁山中。
和糊弄只管拿钱的官军相比，寻找李自成才是真正的大问题。贺兰等人只知道李自成在吕梁山一带，不知道具体位置，只能漫无目的地寻找。幸好他们在岢岚州的鹿径岭遇到了闯军的探子，把他们带回了曹家岭。
贺兰和路家兄弟一共带回了六百多人，还有一大批物资。每辆马车上都盖了十几层牛皮和羊皮，下面是官军的被服、鞋子。王瑾估计闯军人数太多，筹集过冬物资会有困难，至于他自己那边，只有三千来人，物资压力不大。
听贺兰与路家哥俩讲完此次辽东之行的经过，李自成等人百感交集。首先是欣慰王瑾他们伤亡不大，安全撤退。然后是感动，王瑾从官军重兵防守之下的锦州逃跑，居然还顾得上给家里送寒衣。最后是担忧，一来是不知道王瑾什么时候能回来，二来是对辽东战局的忧虑。
贺兰原句转述了王瑾的话：“以官军的能力和操守，再打得几仗，像孙承宗、张春这样的人就死得不剩几个了。官军迟早会输给东虏，甚至投降东虏。能救国家的，只有我们老百姓自己。”
李自成说：“王瑾思虑周密，他担心的事不会是杞人之忧。但既然我们眼下还不是东虏的对手，他又何必整日忧心。待我们在山西打出名堂，便打回陕西老家，与洪承畴一决高下。倘若胜过他，我们闯军自当全师东向，为天下除此大害，又何必现在便谋划不知多少年后的事情。这天下的大文章，还是要一个庄、一个县地来做。东虏之事，牢记在心里便是。”
县城中有功名的士绅只有一个没被杀，此人是个补贡，名叫杨教丰，论起来还是杨夏水的远房族叔。但他只是个小地主，只有两家佃户，靠佃租无以养家糊口，因为得官太晚，当过几任教谕、训导之类没油水的小官就致仕了，也没什么积蓄，在县学教书维持生计。穷成这个样子，当然也不会欺负人，他反而有个外号，叫“杨窝囊”，一般的地痞流氓都能讹诈他。
当得知贼人灭了杨家底，又来找他时，杨窝囊差点没吓死，但刘宗敏只是让他组织善后局，每当兵火、饥荒、瘟疫、自然灾害过后，地方上的士绅就会组织这样的机构协助官府恢复社会秩序，有的是真心造福乡里，但更多的还是趁机兼并土地或贪污赈灾款。
刘宗敏交给杨窝囊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代表本县绅民给官府上书，说此次交城失守是过路的流寇所为，打的是横天一字王王嘉胤的旗号。至于那些“从贼奸民”，已经尽数跟着流寇逃走了。
闯军和交山军给百姓散发了一部分粮食之后满载而归，县内团练局唯一一个没被杀的副团总，杜家庄庄主杜一捷立刻带着自家乡勇接管了县城。
杜一捷在本地是有些名声的良绅，并无恶名，待佃户也不苛刻，一直奉行明哲保身的原则。此次流寇来攻，他紧闭寨门，任谁求援都不理，果然躲过了一劫。他和杨窝囊商议之后，决定按照刘宗敏说的给官府上书。
虽然他们明知是交山军所为，但报告官府又能如何？官兵来剿贼，还不是得让他们这些幸存的士绅大户们出钱出粮。何况交山军往山中一躲，官军多半是敷衍了事，不肯认真进剿，到时候官军一走了之，交山军还要报复他们。所以不如直接报告流寇过境，此事就此了结，还有太平日子过。
刘宗敏在交山营寨中略作休整，就率部返回曹家岭了。临走前，交山众头领还和刘宗敏等人争执了一番。别人争执是嫌自己战利品分得少，他们却是嫌自己战利品分得多。刘宗敏认为应该按规矩照人数分配，交山寨主们却觉得过意不去，闯军在此次战斗中阵亡了一百五十余人，再加上伤员，死伤人数占到全军总数的四分之一，交山军哪里有脸面按人数分账，执意要刘宗敏带走一半战利品。
最终，刘宗敏以山路崎岖，运力不足为由，带走了三成的战利品，黑九霄带着伤员们先在交山的山寨中休养，伤愈之后再归队。
来交山的时候，刘宗敏这支队伍有一千三百人，如今回程，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谁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这就是造反生活的一部分，每次都是用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回能让其他人生存下来的物资，这条道路就是用同袍兄弟的尸骨铺就的。
因为打了县城和王府，又端掉了一大批乡绅，此役的缴获极为丰厚，就算是三成，也足以供给闯军很久的开销。李自成也不断派出人马进入临、兴、岚三县的河谷地带，勒索士绅，甚至向县城索要“赎城费”。基本上没经过多少战斗，就得到了大批的食品、金银、被服，三县的县官和士绅都不愿意惹事，能花钱消灾，谁也不想打仗。
秋收之后粮价下降，张礼也带着便衣人员到处采购。但这个“下降”也只是相较于青黄不接的月份而言，依然贵得惊人，购买的效率远不如直接抢。棉衣、被褥、鞋袜这些东西都要靠手工一件件制作，更不是顷刻可得的。张礼还买回了一批布匹、皮革，让随营妇女手工缝制服装，里面填充了各种比二十一世纪的垃圾棉更劣质的东西，甚至有直接往里面塞干草的。
整个秋天，闯营都在为过冬做准备。这几个小山村的建筑物十分有限，好在闯军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山里的木材也足够，便自己动手搭盖茅屋，储备干草和干柴。虽然有这么一个栖身之所，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筹粮和劳动上，再加上要节约粮食，不可能吃得太饱，真正能进行军事训练的时间很少。
一转眼就是十一月，又一个好消息传来，贺兰和路应标、路应樗从辽东回来了。他们被官军一路护送到宁武关，然后诈称去陕西找曹文诏，进入了吕梁山中。
和糊弄只管拿钱的官军相比，寻找李自成才是真正的大问题。贺兰等人只知道李自成在吕梁山一带，不知道具体位置，只能漫无目的地寻找。幸好他们在岢岚州的鹿径岭遇到了闯军的探子，把他们带回了曹家岭。
贺兰和路家兄弟一共带回了六百多人，还有一大批物资。每辆马车上都盖了十几层牛皮和羊皮，下面是官军的被服、鞋子。王瑾估计闯军人数太多，筹集过冬物资会有困难，至于他自己那边，只有三千来人，物资压力不大。
听贺兰与路家哥俩讲完此次辽东之行的经过，李自成等人百感交集。首先是欣慰王瑾他们伤亡不大，安全撤退。然后是感动，王瑾从官军重兵防守之下的锦州逃跑，居然还顾得上给家里送寒衣。最后是担忧，一来是不知道王瑾什么时候能回来，二来是对辽东战局的忧虑。
贺兰原句转述了王瑾的话：“以官军的能力和操守，再打得几仗，像孙承宗、张春这样的人就死得不剩几个了。官军迟早会输给东虏，甚至投降东虏。能救国家的，只有我们老百姓自己。”
李自成说：“王瑾思虑周密，他担心的事不会是杞人之忧。但既然我们眼下还不是东虏的对手，他又何必整日忧心。待我们在山西打出名堂，便打回陕西老家，与洪承畴一决高下。倘若胜过他，我们闯军自当全师东向，为天下除此大害，又何必现在便谋划不知多少年后的事情。这天下的大文章，还是要一个庄、一个县地来做。东虏之事，牢记在心里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