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制如同以前的制度那般，杨侗给了一个方向，交给时代精英们完善。众人不负杨侗所望，只是探讨到半夜，测试版本的‘内阁’就已经横空出世。
内阁设立于乾阳殿东南方、文思殿正南的文成殿，成员七人，授予正四品内阁学士虚职。
根据杨侗的要求，设立一个名叫通政司的下属部门，所有奏疏都先送到通政司，由他们抄录两份，原本送到内阁处理、一份送到皇帝御书房，以供皇帝及时过目，另外一份入库存档。
送到内阁的奏疏，由七名成员议论，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案，这七人的处理方案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写在不同颜色的纸张，然后贴在奏疏外，寻常的事务用白纸，接着是绿纸、黄纸，紧急的重大事务则用红纸。
贴好纸条，统一送回政通司，抄录好处理方案，再贴到存档那本归库，七位内阁成员亲笔所写的原本送到御书房。
这时，录事们则要先行浏览分类，如贴上白绿贴纸的奏疏属实，且贴纸上的方案处置得当，便代皇帝批复转回通政司。通政司第一时间分类送到尚书省三仆射之手，让后者给出建议或附议，再转给与内容相应的尚书十部和八寺，对应部寺根据内阁和和仆射指示执行。而贴着黄、红纸的重要奏章才会送到皇帝面前。
录事拟好一个目录，简略注明各道奏疏的内容和内阁的处置，交由皇帝过目。皇帝便可据此筛选一遍，既能做到心中有数，又不会错过重大事务。
对内阁票拟得当的奏疏，皇帝指示录事代为朱批通过。而有疑惑的奏疏，则会亲自观看考究，甚至亲笔指示批复，并由录事代批旨意。若是对内阁票拟结果不满，皇帝也可否定，打回让内阁重拟，或给出自己的处置结果，交由内阁商议。
决议最终形成后，交由中书省拟诏、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录事在这里扮演着皇帝秘书的角色，同时也是智囊顾问。
没有决定权的内阁负责给出处置方案，中书省是决策层，而皇帝是最终决策人，但门下省又有最终的审核权。
如此转了大圈，既保证了皇帝不被百官欺瞒，又让皇帝及时掌握和处置军国政务。皇权和百官相互制约，保证最终的平衡。
虽说杨侗的权威不是百官能够掣肘得了的，但杨侗这么做，是为了保证后代在这框架内不出乱子。既能避免子孙专权乱政，又防止权臣奸相夺权乱国。
但是杨侗也知道这种制度处于草创阶段，肯定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最明显的就是会让办事效率变得低下，为免某个环节故意拖沓，杨侗要求政通司专门列出一个表格，接到奏疏要录上奏疏编号，并署上本人名字和日期，传到内阁，也要当天的轮职成员署本人的名字和日期，环环如此。第个月底，由刑部、御部、大理寺检查，查询哪个环节有问题。
总之，由内阁创立而产生的这个权力链，会一年之内相继完善，然后用十到二十年时间来打磨各种官制和各种权力的分配制度，努力做到更好。
这一套主要是体现在政务方面，而军事上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第一时间送达兵部和皇帝之手，免得耽误大事。
杨侗是‘开国’皇帝，个人权威不受任何人制约，而且开国勋臣历来都是最纯粹的一代人，对于付出了一辈子心血的王朝的热爱，比未来者强上千百倍，他们都希望这个王朝一直好下去，所以这一代人正是建制和改制的最佳一代；而轮到太子杨峥，对朝堂掌控力未必还像杨侗这样，朝臣也未必还像现在这么纯粹，如果由他来做，恐怕是困难重重；孙子辈来做的话，有可能搞得天下大乱。
眼见商议得差不多了，杨侗拍板道：“内阁、政通司和三省的关系就这么定下来了，日后发现不足再做更改。如果有合适人选先推荐上来。”
杨恭仁想到了一个人，拱手道：“圣上，苏威一直在上书求见。”
“苏威不回家养老，还想干嘛？还能干嘛？这人有才，朕是承认的，但是他相当无德，朕是不会用他的。”
苏威是北周宇文护的女婿，不是大隋开国功臣，甚至听说大隋王朝建立之后，他还躲了起来，生怕文帝清算，也是文帝大度，建隋登基后，不但没有降罪，还邀请苏威加入自己的重臣体系，自此进入高层，辅佐文帝多年，成为文帝“四贵”之一，风光之极，将九成以上支持文帝的大官远远踩在下面。
当然，苏威毕竟是前朝权臣宇文护的女婿，而宇文家又是前朝之主，作为前朝外戚、本朝新贵，无论在朝在野，苏威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着，时刻琢磨。一旦有新朝之人犯事，就要拉着他一起下水，自然，苏威的仕途也起起落落。
总体而言，文帝还是相当看重他，多次在公众场合替苏威开罪，说他不过是受人牵连罢了，轻轻地罚一罚就行，至于官职封爵，照给不误。终文帝一朝，苏威都相当受重视。
不久后，武帝登基为帝，苏威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上大将军，开始新一朝天子的富贵生活。苏威当了一辈子的纳言，无论是在文帝朝还是武帝时期，他都是重臣，文帝朝的四贵，武帝朝的五贵、选曹七贵、六贵都没少过他。
内阁设立于乾阳殿东南方、文思殿正南的文成殿，成员七人，授予正四品内阁学士虚职。
根据杨侗的要求，设立一个名叫通政司的下属部门，所有奏疏都先送到通政司，由他们抄录两份，原本送到内阁处理、一份送到皇帝御书房，以供皇帝及时过目，另外一份入库存档。
送到内阁的奏疏，由七名成员议论，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案，这七人的处理方案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写在不同颜色的纸张，然后贴在奏疏外，寻常的事务用白纸，接着是绿纸、黄纸，紧急的重大事务则用红纸。
贴好纸条，统一送回政通司，抄录好处理方案，再贴到存档那本归库，七位内阁成员亲笔所写的原本送到御书房。
这时，录事们则要先行浏览分类，如贴上白绿贴纸的奏疏属实，且贴纸上的方案处置得当，便代皇帝批复转回通政司。通政司第一时间分类送到尚书省三仆射之手，让后者给出建议或附议，再转给与内容相应的尚书十部和八寺，对应部寺根据内阁和和仆射指示执行。而贴着黄、红纸的重要奏章才会送到皇帝面前。
录事拟好一个目录，简略注明各道奏疏的内容和内阁的处置，交由皇帝过目。皇帝便可据此筛选一遍，既能做到心中有数，又不会错过重大事务。
对内阁票拟得当的奏疏，皇帝指示录事代为朱批通过。而有疑惑的奏疏，则会亲自观看考究，甚至亲笔指示批复，并由录事代批旨意。若是对内阁票拟结果不满，皇帝也可否定，打回让内阁重拟，或给出自己的处置结果，交由内阁商议。
决议最终形成后，交由中书省拟诏、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录事在这里扮演着皇帝秘书的角色，同时也是智囊顾问。
没有决定权的内阁负责给出处置方案，中书省是决策层，而皇帝是最终决策人，但门下省又有最终的审核权。
如此转了大圈，既保证了皇帝不被百官欺瞒，又让皇帝及时掌握和处置军国政务。皇权和百官相互制约，保证最终的平衡。
虽说杨侗的权威不是百官能够掣肘得了的，但杨侗这么做，是为了保证后代在这框架内不出乱子。既能避免子孙专权乱政，又防止权臣奸相夺权乱国。
但是杨侗也知道这种制度处于草创阶段，肯定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最明显的就是会让办事效率变得低下，为免某个环节故意拖沓，杨侗要求政通司专门列出一个表格，接到奏疏要录上奏疏编号，并署上本人名字和日期，传到内阁，也要当天的轮职成员署本人的名字和日期，环环如此。第个月底，由刑部、御部、大理寺检查，查询哪个环节有问题。
总之，由内阁创立而产生的这个权力链，会一年之内相继完善，然后用十到二十年时间来打磨各种官制和各种权力的分配制度，努力做到更好。
这一套主要是体现在政务方面，而军事上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第一时间送达兵部和皇帝之手，免得耽误大事。
杨侗是‘开国’皇帝，个人权威不受任何人制约，而且开国勋臣历来都是最纯粹的一代人，对于付出了一辈子心血的王朝的热爱，比未来者强上千百倍，他们都希望这个王朝一直好下去，所以这一代人正是建制和改制的最佳一代；而轮到太子杨峥，对朝堂掌控力未必还像杨侗这样，朝臣也未必还像现在这么纯粹，如果由他来做，恐怕是困难重重；孙子辈来做的话，有可能搞得天下大乱。
眼见商议得差不多了，杨侗拍板道：“内阁、政通司和三省的关系就这么定下来了，日后发现不足再做更改。如果有合适人选先推荐上来。”
杨恭仁想到了一个人，拱手道：“圣上，苏威一直在上书求见。”
“苏威不回家养老，还想干嘛？还能干嘛？这人有才，朕是承认的，但是他相当无德，朕是不会用他的。”
苏威是北周宇文护的女婿，不是大隋开国功臣，甚至听说大隋王朝建立之后，他还躲了起来，生怕文帝清算，也是文帝大度，建隋登基后，不但没有降罪，还邀请苏威加入自己的重臣体系，自此进入高层，辅佐文帝多年，成为文帝“四贵”之一，风光之极，将九成以上支持文帝的大官远远踩在下面。
当然，苏威毕竟是前朝权臣宇文护的女婿，而宇文家又是前朝之主，作为前朝外戚、本朝新贵，无论在朝在野，苏威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着，时刻琢磨。一旦有新朝之人犯事，就要拉着他一起下水，自然，苏威的仕途也起起落落。
总体而言，文帝还是相当看重他，多次在公众场合替苏威开罪，说他不过是受人牵连罢了，轻轻地罚一罚就行，至于官职封爵，照给不误。终文帝一朝，苏威都相当受重视。
不久后，武帝登基为帝，苏威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上大将军，开始新一朝天子的富贵生活。苏威当了一辈子的纳言，无论是在文帝朝还是武帝时期，他都是重臣，文帝朝的四贵，武帝朝的五贵、选曹七贵、六贵都没少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