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招募的新兵已达到了200人左右,每个人也发给了简单的装备,那就是一人一床被子,再就是一个小布袋,布袋里装着粮食,算起来每人的装备也足有30斤重,不用说跑步了,就是拿在手里,也是沉甸甸的。

    冯国璋一声“开拔!”书办跑在头里,后头跟着老兵和新兵,顺着大道向北跑去。老兵们姿势端正,整齐划一,背着行囊,不慌不忙地向前跑去。新兵们就不好说了,跑了没有2里地,就开始拉下人了。跑完了20里地,一个个新兵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200人的新兵,只剩下了150人。

    公韧看了看三合会的人,还好,10个人竟没有一个人拉下,全跟了上来。

    然后是急行军,老兵新兵们谁也不说话,都在鼓着劲,使劲地往前赶。到了吃饭的时候,伙头军埋锅造饭,粮食呢,当然是从每个人的行囊里往外倒。吃完了饭,伙夫把锅一起,背起锅来就走,新兵们本来还想多休息一会儿,可是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休息那只有被淘汰,只好又急急忙忙地向前赶去。晚上休息的时候,从随军的马车上卸下来一些帐篷,全是帆布的,5个人一顶,累了一天了,那还有心思说话,支上帐篷,每个人倒下头来呼呼大睡。

    第二天天一亮,小号一响,赶紧起上帐篷,公韧一看,新兵们似乎又少了一些,那是行军受不了的人,趁夜黑风高,撒丫子溜了。帐篷刚起完,早饭已经准备好了,老兵新兵吃完早饭,队伍继续出发。

    刚走了一会儿,冯国璋骑马赶过来,还带来了一匹空马,他翻身下马,对公韧说:“公兵啊,会不会骑马啊?”公韧说:“会一点儿。”冯国璋说:“那你就上马吧?”公韧说:“不可,我是个新兵,别的新兵徒步,我为什么要骑马?”冯国璋说:“你先骑一会儿,我有话对你说。”公韧只得翻身上马,冯国璋也翻身上马。

    队伍在“刷刷刷”地向前行走,有限的几匹马也在“得得得”地发出清脆的响声,两旁的树木在渐渐地向后移动,空旷的田野在慢慢地向外旋转。冯国璋问公韧:“请问公兵,念过几年书啊?”公韧说:“回冯总办,念过几年私塾。”冯国璋又问:“都好读些什么书?”公韧心里一惊,这冯国璋问的怎么和孙文问的差不多啊,只得说:“四书五经不愿意读,好读小说,三国演义倒是看了几遍,孙子兵法的书也读过一些。”冯国璋的脸色一缓,问:“不知两军对阵,敌强我弱,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公韧心里一惊,这不是冯国璋在考我吗?是如实地说呢,还是隐瞒一下呢,略微想了一会儿,心里想道:“怕他做什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总办,我就是实话实话,看他能怎么样?”公韧说:“孙子兵法上说,战争,本来是一种诡诈之术。所以,能战而示之软弱;要打,装作退却;要攻近处,装作攻击远处;要想远袭,又装作近攻;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敌人混乱就要攻取;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敌人兵强卒锐,就避其锋头;敌人气势汹汹,就设法扰乱它;敌人谦卑就要使之骄横;敌人安逸就要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要离间他们。总之,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攻击,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时候采取行动。

    以后后人根据孙子兵法又编了败战计为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计。不过,这都是一些空头理论。”

    冯国璋来了兴趣:“噢,那么你说说,什么是比较实际的。”

    公韧不慌不忙地说:“两军对阵,敌强我弱,种种战法,层出不穷,最实际的,就是只要能撤退,就赶紧撤退,以免被敌人消灭,然后再寻找战机。”

    冯国璋再追问:“如果撤退,那又如何破敌?”

    公韧说:“运动战、伏击战,或以奇兵胜之。”

    冯国璋再问:“你所说的奇兵指的是什么?”

    公韧又答:“奇兵多了,火攻、水淹、地雷战、疑兵、放毒、牛马冲敌、化装袭击皆为奇兵。”

    冯国璋点了点头说:“好啊,说得好!”又问:“我请教一下,你说说,朝鲜战争,中国的陆军到底败在哪里?”

    公韧早已从各种报纸中了解了朝鲜战争的内幕,再根据自己的军事理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请教实在是不敢当!中日之战,实际了反映了落后的中国军队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军事差异。

    首先从军备上来说,光绪18年(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10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日本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而这时的中国军队虽说人是不少,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又全都是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法。打仗从来不是指望人多,就是兵法上说的,将不在勇而在谋,兵不在多而在精。

    光绪20年(1894年)7月下旬,中日两军在朝鲜境内开战。清军在丰岛海面被日军偷袭之后,很快也被在陆上的成欢驿的日军偷袭,由于朝鲜政府已被日本控制,叶志超、聂士成等部驻牙山的清军被迫绕道汉城,北撤到朝鲜北部重镇、平安道首府——平壤。毅军以分统马玉昆率五营一队(约2100人),与淮军盛字军以及奉天的奉字练军、盛字练军一起,构成了四大军29营,于8月先期入朝,在平壤与从牙山退回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汇合,朝廷命叶志超为驻平壤各军总统。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7日—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35营,17000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16000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平壤城的地势也非常险要,易守难攻。而且清军还得到朝鲜人民的支持。当时虽然朝鲜政府被强行拉到日本阵营,但朝鲜的平安道观察使闵炳奭积极协助清军作战,甚至连日本推上台的傀儡大院君李昰应都暗中给清军传递情报。

    9月7日,日军分四路围攻平壤,兵力分散,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以及清将叶志超的胆小昏聩,左宝贵等人攻打日军的行动不断遭到叶志超的阻挠,日军遂于9月14日顺利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9月15日,战斗在3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3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第9旅团。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攻陷了左右两翼的堡垒,但随即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再遭重创。这一仗,日军遭受了重大伤亡,将校以下死者约140名,伤者约290名。中队长级大尉军官被击毙4名,少尉军官被击毙2名。第9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21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炮兵第5联队第3大队长永田龟少佐均被击伤。

    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10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18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激战中,左宝贵中炮牺牲,其部下3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2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门。

    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5师团本队,于晨7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在战局胶着的情况下,竟于午后4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日本便在清兵的退路上设下埋伏。当天雨夜,撤退的清军中伏,阵脚大乱,死亡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平壤之战以清军大败告终。以后6天中,清军狂奔500里,一路逃至鸭绿江边,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