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个退出的正是谭嗣同。
这位湖南书生原本也是硬汉，但多年宦海沉浮，早多了明哲保身的智慧。再加上对这位皇帝看似宽和，关键时刻狠辣果决的xing子深为忌惮，更清楚如果自己敢于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只怕民间的形象就要大坏，更会被铺天盖地的口水淹死。此刻一看对方公开出来喊话，前内阁重臣谭嗣同就知道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郑鹰时代过来的臣僚都已经懂得了这个政坛规则：“………………以先帝之明，于此事既早有决断，我等自不必多言。国民思想之自由，吾人并非反对，不过是千载传承有其惯xing，担心水土不服…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圣上所说正是至理名言，北竹所言之道理我等也深然之………………当用心揣摩……希望不忘传统，拾遗补缺。所谓谁主谁次，实可另论，关键是东西不可偏废…中外不可混同，我华夏不可盲目崇洋，可既然有墨师为此天赋人权之开山鼻祖，吾人………………”
自诩“忠于皇上”的姚麟也不得不发表“退战声明”：“……………吾人敬先帝与今上之心天人可鉴，所言无非为国进言，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事理已论明，华夏新学之功吾人并非视而不见，只是忧心西夷文化之侵略，yu振奋我民心志气…既有墨师达者在前………………今吾人当以先帝和今上为楷模，恪尽职守……”
曾廉则干脆中了风，着了魔，整日嚎啕痛哭“………………我先哲有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墨翟粗鄙无知，禽兽之人，其学说定然祸国殃民是无疑的，我先圣苦心经营，方弃此邪说伪学…今……吾人要此口何用？华夏完了…率兽食人，亡天下了………………死了好死了好！”
这人还一本正经地＝叮嘱家人“我死了，务必把眼睛放到城门口，我要看看这国是怎么亡的”！其家人只当他胡言乱语，只是诺诺敷衍了事。
那位五台山的高僧更是离谱，之前这位在报纸上发表了水墨画，一恶形恶相的野猪于云上对地面嚎叫不已，下面一只绿油油的公鸡，也是对空张牙舞爪，上书“天猪叫（天主教），鸡独叫（基督教），都是礼拜一个猪（主）”。
等到北竹宏论出台，举国舆论一变，纷纷指责“复古兴汉派”保守误国，再到郑宇短文一出，天下轰动，复古兴汉派土崩瓦解，打着“国粹”旗号大兴“三教”也成了笑谈，这位“高僧”顿时傻了眼。其上师特地从西安赶来，斥责这位高僧妄动无名，尘缘未尽，责令‘面壁思过，，打发去了河南少室山苦修。
那位提出“英语来源于古汉语”的“国学家”，被众多语言学家一顿冷嘲热讽，早已是狼狈不堪。其就职的学校则以其“品行不端，学术低劣，治学不严，不堪师表”为由将其解聘，不得不回乡务农，从此销声匿迹。
章炳麟的表现，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沉默多日之后，这位此番一直冲锋陷阵的“骂神”却是光棍到底：“……吾人之所敬先帝，敬今上，非为求幸进，但出于公心。我华夏此前多遭摧折，国事不靖，政出多头，掣肘太多实乃祸根。吾人深感今日国家局面来之不易，而两代圣君主政实在是我华夏可遇不可求之千载良机。若再行前朝党争故事，恐千载机遇失却，我华夏盛世有不忍言，故力求为君上独揽大权之马前一卒…………不过吾人以忠君为念，以国家为念，既君上已有圣训，则吾人自当遵从。华夏新学之于国有利，吾人并非不知，但忧心国事也，未来当诚心正意研习我新学，继承我华夏以人为本之文化精髓，精研中庸仁恕之道………………然吾人此刻依然认为，华夏之兴在于圣天子掌政，愿吾皇善自珍重，切不可自误，天子不可一日无权柄，而华夏不可一日无君上…………”
（据后来民间史书《华兴朝野录》记载，“时人多有非议太炎品行者……惟上阅太炎之文，笑而谓宋公钝初，曰：‘此憨直人也。，后传诸宫外，人言及太炎，皆曰‘憨章”后太炎闻之，感慨良久，自刻一印曰‘憨直痴人，，以此砥砺，遂为一代名家………………”）
上书恢复理学的“专家教授”，在校内也已经沦为笑柄。
这个时代的中国，打开国门三十多年，现代工商业文明特有的冲击之下，再加上政府的强力推动，民智早开，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éng。各种各样的西方书籍文献，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小说诗歌，通过一大批文化界人士的努力，早已广泛传播于各地。
各大报纸，杂志，时时刻刻报道着世界各地的动态，科教文化和经济政治军事上头的新进展。再加上几次国战，连升斗小民也开始关注这些原本云山雾罩的外洋国家，渐渐都知道些外国的事情知道别人有别人的活法，有别人的语言文字，并非什么真正的土著蛮夷。
这新学事功如何原本是日日可见，现在又经了一场大辩论，再加有了墨翟这本土巨子为前贤，民主法治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什么“舶来流毒”仅有的一点疑huo也渐渐消散。尤其是陛下开了口，又是先帝遗命，那自然是错不了的。
尽管大部分民众并不太理解思想自由，自尊自信，权利义务的准确涵义，但大体上也有了些概念。想想自己家里和周围那些服役当兵的，给国家流了血流了汗，国家就给了他们恁多权利，这不就是权利和义务？现在半大小子看到县太爷也不下跪也不称小民，大老爷对待民众还要自称“兄弟”，态度和蔼，再不以老爷，“本官”自居衙门也没了杀威棒，没了官威，参政院里更是有不少原本乡下穷人子弟，参军回来也不过是小康之家，却也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看来这自尊自信，也的确不是什么坏东西，反倒看起来触手可及。
思想自由？娃子们回来时不时就说些新词，新玩意都是老祖宗从来没提过没讲过的镇子里村子里有时候来些学生，说的也是一些闻所未闻的道道莫不是就是这思想自由？
看来这世道确实不同了。
可日子，不还是得照过？
借着这一股辩论热潮，在郑宇的协调之下，“北竹”等人又联名出版了一部《帝国七德论》，详细论述帝国七德。
书中提出，“忠，我帝国的忠并非下级对上级单方面的忠，也并非是忠于个人，我帝国提倡的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而且是彼此之间相互忠诚。我华夏之民，当以国家民族为先，以公共利益为先。但此等忠并非愚忠，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名义，就可以随便牺牲一切生命的一切权益。”
“为官者不但要忠于国家，更要忠于民众，忠于职守。何谓职守？为国家民族谋福利就是官员的职守。是否忠于国家民族，要看其本心，也要由法律，规章，制度来约束，由专门部门来监督。而民众对于官员，并没有忠诚的义务：官员只是受他们委托而为国民服务，彼此没有上下尊卑，也自然没有民忠于官员的道理。”
“忠，也有其界限。si人不得侵犯公共利益，是为忠;不得以公共的名义肆意侵犯个人权利范围内的自由，也是忠。两个利益之间的划分，则以法律来界定，而前者是高于后者的：在关键时刻，我一切国民也应该有牺牲小我的勇气，而国家必当给与足够的补偿。但国家决不可滥用此一原则，放任牺牲国民自由……”
这位湖南书生原本也是硬汉，但多年宦海沉浮，早多了明哲保身的智慧。再加上对这位皇帝看似宽和，关键时刻狠辣果决的xing子深为忌惮，更清楚如果自己敢于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只怕民间的形象就要大坏，更会被铺天盖地的口水淹死。此刻一看对方公开出来喊话，前内阁重臣谭嗣同就知道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郑鹰时代过来的臣僚都已经懂得了这个政坛规则：“………………以先帝之明，于此事既早有决断，我等自不必多言。国民思想之自由，吾人并非反对，不过是千载传承有其惯xing，担心水土不服…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圣上所说正是至理名言，北竹所言之道理我等也深然之………………当用心揣摩……希望不忘传统，拾遗补缺。所谓谁主谁次，实可另论，关键是东西不可偏废…中外不可混同，我华夏不可盲目崇洋，可既然有墨师为此天赋人权之开山鼻祖，吾人………………”
自诩“忠于皇上”的姚麟也不得不发表“退战声明”：“……………吾人敬先帝与今上之心天人可鉴，所言无非为国进言，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事理已论明，华夏新学之功吾人并非视而不见，只是忧心西夷文化之侵略，yu振奋我民心志气…既有墨师达者在前………………今吾人当以先帝和今上为楷模，恪尽职守……”
曾廉则干脆中了风，着了魔，整日嚎啕痛哭“………………我先哲有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墨翟粗鄙无知，禽兽之人，其学说定然祸国殃民是无疑的，我先圣苦心经营，方弃此邪说伪学…今……吾人要此口何用？华夏完了…率兽食人，亡天下了………………死了好死了好！”
这人还一本正经地＝叮嘱家人“我死了，务必把眼睛放到城门口，我要看看这国是怎么亡的”！其家人只当他胡言乱语，只是诺诺敷衍了事。
那位五台山的高僧更是离谱，之前这位在报纸上发表了水墨画，一恶形恶相的野猪于云上对地面嚎叫不已，下面一只绿油油的公鸡，也是对空张牙舞爪，上书“天猪叫（天主教），鸡独叫（基督教），都是礼拜一个猪（主）”。
等到北竹宏论出台，举国舆论一变，纷纷指责“复古兴汉派”保守误国，再到郑宇短文一出，天下轰动，复古兴汉派土崩瓦解，打着“国粹”旗号大兴“三教”也成了笑谈，这位“高僧”顿时傻了眼。其上师特地从西安赶来，斥责这位高僧妄动无名，尘缘未尽，责令‘面壁思过，，打发去了河南少室山苦修。
那位提出“英语来源于古汉语”的“国学家”，被众多语言学家一顿冷嘲热讽，早已是狼狈不堪。其就职的学校则以其“品行不端，学术低劣，治学不严，不堪师表”为由将其解聘，不得不回乡务农，从此销声匿迹。
章炳麟的表现，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沉默多日之后，这位此番一直冲锋陷阵的“骂神”却是光棍到底：“……吾人之所敬先帝，敬今上，非为求幸进，但出于公心。我华夏此前多遭摧折，国事不靖，政出多头，掣肘太多实乃祸根。吾人深感今日国家局面来之不易，而两代圣君主政实在是我华夏可遇不可求之千载良机。若再行前朝党争故事，恐千载机遇失却，我华夏盛世有不忍言，故力求为君上独揽大权之马前一卒…………不过吾人以忠君为念，以国家为念，既君上已有圣训，则吾人自当遵从。华夏新学之于国有利，吾人并非不知，但忧心国事也，未来当诚心正意研习我新学，继承我华夏以人为本之文化精髓，精研中庸仁恕之道………………然吾人此刻依然认为，华夏之兴在于圣天子掌政，愿吾皇善自珍重，切不可自误，天子不可一日无权柄，而华夏不可一日无君上…………”
（据后来民间史书《华兴朝野录》记载，“时人多有非议太炎品行者……惟上阅太炎之文，笑而谓宋公钝初，曰：‘此憨直人也。，后传诸宫外，人言及太炎，皆曰‘憨章”后太炎闻之，感慨良久，自刻一印曰‘憨直痴人，，以此砥砺，遂为一代名家………………”）
上书恢复理学的“专家教授”，在校内也已经沦为笑柄。
这个时代的中国，打开国门三十多年，现代工商业文明特有的冲击之下，再加上政府的强力推动，民智早开，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éng。各种各样的西方书籍文献，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小说诗歌，通过一大批文化界人士的努力，早已广泛传播于各地。
各大报纸，杂志，时时刻刻报道着世界各地的动态，科教文化和经济政治军事上头的新进展。再加上几次国战，连升斗小民也开始关注这些原本云山雾罩的外洋国家，渐渐都知道些外国的事情知道别人有别人的活法，有别人的语言文字，并非什么真正的土著蛮夷。
这新学事功如何原本是日日可见，现在又经了一场大辩论，再加有了墨翟这本土巨子为前贤，民主法治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什么“舶来流毒”仅有的一点疑huo也渐渐消散。尤其是陛下开了口，又是先帝遗命，那自然是错不了的。
尽管大部分民众并不太理解思想自由，自尊自信，权利义务的准确涵义，但大体上也有了些概念。想想自己家里和周围那些服役当兵的，给国家流了血流了汗，国家就给了他们恁多权利，这不就是权利和义务？现在半大小子看到县太爷也不下跪也不称小民，大老爷对待民众还要自称“兄弟”，态度和蔼，再不以老爷，“本官”自居衙门也没了杀威棒，没了官威，参政院里更是有不少原本乡下穷人子弟，参军回来也不过是小康之家，却也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看来这自尊自信，也的确不是什么坏东西，反倒看起来触手可及。
思想自由？娃子们回来时不时就说些新词，新玩意都是老祖宗从来没提过没讲过的镇子里村子里有时候来些学生，说的也是一些闻所未闻的道道莫不是就是这思想自由？
看来这世道确实不同了。
可日子，不还是得照过？
借着这一股辩论热潮，在郑宇的协调之下，“北竹”等人又联名出版了一部《帝国七德论》，详细论述帝国七德。
书中提出，“忠，我帝国的忠并非下级对上级单方面的忠，也并非是忠于个人，我帝国提倡的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而且是彼此之间相互忠诚。我华夏之民，当以国家民族为先，以公共利益为先。但此等忠并非愚忠，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名义，就可以随便牺牲一切生命的一切权益。”
“为官者不但要忠于国家，更要忠于民众，忠于职守。何谓职守？为国家民族谋福利就是官员的职守。是否忠于国家民族，要看其本心，也要由法律，规章，制度来约束，由专门部门来监督。而民众对于官员，并没有忠诚的义务：官员只是受他们委托而为国民服务，彼此没有上下尊卑，也自然没有民忠于官员的道理。”
“忠，也有其界限。si人不得侵犯公共利益，是为忠;不得以公共的名义肆意侵犯个人权利范围内的自由，也是忠。两个利益之间的划分，则以法律来界定，而前者是高于后者的：在关键时刻，我一切国民也应该有牺牲小我的勇气，而国家必当给与足够的补偿。但国家决不可滥用此一原则，放任牺牲国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