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一章东海新气象
梁启超、谭嗣同以及岑春煊三人的钦命江苏观风使也是二月二离的北京，当然是微服——不管是鹿传霖还是瞿鸿机，都是代表着一种思想流派，京中，甚或全国各地，都有无数的人在关注着这场江苏的政争，斗争的双方就是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在慈禧等顽固派势力在皇室即国家权力的核心阶层已经倒下，以翁同龢，徐用仪等人为代表的旧学保守派先后失宠，而以奕忻李鸿章为代表的新学洋务派纷纷得势。这一场新老学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就象西北那个伊斯兰教的新老加派的斗争一样，在面临强大外来压力的时候会妥协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团结，但是一旦这种外部来的威胁减弱，又会不可避免的争斗起来。
如今便是国家的外部压力已经比十年八年之前要好得多的多，除了南北两面的俄法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安定因素之外，国家没有大的外患，陕西甘肃青海那边的乱子虽然不小，但是在两派人士眼中看来，那些不过世疥癣之疾，不能端正思想才是心腹之患。国内的各项新政推行所产生的新老思想的斗争成了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矛盾。
能调和就调和，镇压不是最好的办法，对于这样子的国内思想不统一，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在我威权日重的今天，大规模的反抗是不可能在思想界出现的，而我作为一国之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倾向性可以有，但是也不能太过打压另一派，毕竟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国家，也是一种信仰。而国家要向前发展，也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若是政治气氛太过肃杀，也不是一个适合发展的环境。
一样，与国家的发展一样，这种思想界的整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等到哪一天国家真正强大了，这些政争反而对国家有益。如今嘛，是有一些消极作用的。旧式的思维思想会与新学抢夺人才，抢夺资源，这些都是危害。而我能做的，就是通过我特殊的地位去调和这种冲突，尽可能的将这种冲突朝有益的方向引领，今次江苏的新旧政争，我只会仅限于瞿鸿机所弹劾的腐败罪名的有无上，而不会牵扯到新旧思想的肯定于否定上——我的行动来表达就行了，不需要再用言语去重复。
当然，身在紫禁城的我并没有远在一线的梁启超等人了解得多，有些事情还得他们实地的调查才能得出结论。我担心的是他们初担重担，一心想立功，把事情无限放大，又或者无事生出事情来，这样就有悖于我的初衷了。反腐固然是要进行，但是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大局，眼下西面的内政有些紊乱，东部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定的局面，沿海地区是工业革命的摇篮，稍有动荡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发展的进程。所以，在他们出发前的陛见时我特意向他们强调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只要不牵涉到鲸吞国家藩库，地方上有些什么不公正，抑或是官商勾结的事情可以不加理会，在目前的阶段，但凡是对工业进程有好处的，哪怕是有一些有违律法的事情，睁只眼闭只眼都是可以的。
虽说谭嗣同与岑春煊目光灼灼看上去很有一番立功的心思，但是为正的梁启超经过这几年历练下来，稳重了不少，令我放心了许多。三人辞了出去，我的心思也就不再放在江苏那一省上了。
与法国人的关系很是微妙，善耆从欧洲发来电报汇报了在法国访问的成果，法国的农业部很有兴趣在远东展开合作计划——因为善耆表示愿意付出金钱来购买法国的技术——这让法国人很有兴趣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把在中国的商业份额提高到足以与德国人相媲美的程度，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原因还是在于德国，德国的崛起源自于陆军，而陆军代表的便是德国的大地主阶层，在新兴的工业界代表的海军在远东取得商业上的突破性进展之后，陆军除了一些军官的培训之外，没有给他背后的那个阶层带来任何好处。为了平息德国人的不悦，善耆还必须去德国扔出一些订单去。
不是有钱没地方花，机械化和化学肥料产业的引入哪怕是对以劳动力多而著称的中国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教育渐渐推行，军队的保障有了保证之后，眼见就要推行新兵役制的情况下，但凡有点志向的男儿都把未来锁定在三个方向上去，一是当兵走从军晋升的路子，二是走读书做文官或者技术官僚的路子，再不济的就进各种工厂参加培训成为产业工人。种田是实在撞南墙撞到头疼的时候才用来做最后保障的一条路。所以，在沿海的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已经有了佃农不足的情况。
沿海的这些省份发展的出奇的好，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得这些地方出现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出来，唯一的副作用便是劳动力有些偏于紧张了。但是在这个时代由于交通的不便利，还远没有出现后世那种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情形。
首先是教育，在吸引大量的学生进入各类官办私办的学堂之后，教育——当然还包括报纸业——所产生的大量课本以及印刷物的需求，刺激了印刷业的发展，交通基础建设和工业都在他的惠及范围之内，军工产业的枪炮制造业，以及海军的军舰订单所需要的大量优质钢铁，除了一部分关键装甲需要依赖进口之外，都必须由国内提供，矿山开采以及矿石的冶炼，钢铁行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导致大宗物流的产生，又刺激了交通业的发展，由于钢铁业的重镇武汉到天津之间交通极为不变，张之洞奏请修筑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线，与已有的北京到天津之间的铁路线相连接，这样在一南一北两个军工重镇之间就有了便捷迅速的交通。
交通产生的大宗物流，惠及到重要交通线附近的民生，工业化的好处，沿海省份的居民体会最深，虽然说见到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多了，有些不习惯。见到的短发呼啸而过的阿兵哥多了，有些不顺眼。但是人是很现实的动物，有好处到身上，一些不习惯不顺眼的东西都可以暂时放一放。
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宗坏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国家越是富裕，民间的土地兼并现象就越严重，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只会越来越多，而贫民们受惑于土地的高价，往往会出售掉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地产，无奈之下有的做佃农，做工，进学，实在走投无路的还有一条出路——国家鼓励无产者自愿移民，凡移民海外者，有赏银，有农具，有种子，有耕牛，当然，还有一宗好处，东海总督袁世凯特别请旨颁下引民入境的优惠条款：凡移民至东海总督辖下的两省的大清子民，勿论种族，勿论罪否，勿论文化，均赏互助户一户，互助户者，二岛原住民也。
虽说名之为互助，实际上乃是主奴之名份，移民来的叫主户，以与互助户相区分。互助户无产，依附主户生存，袁世凯抵达熊本后，改城名为镇东府，隔了一个月之后便颁布这项名为《东海主户互助户协力律》的法律化行政命令，一是为了吸引大陆的移民过来稳固统治基础，二也是为了笼络当地势力较大的家族，那些比较合作的原住居民被编入主户的户口，以倭制倭是一个策略，就像当年在朝鲜一样，袁世凯很喜欢这一个套路，而自己则坐拥强大的实力躲在幕后，看着台上的人表演，一旦有谁表演出格或是有些超出控制，那就是他收起笑脸的时刻了。
当然，他如今是位居二品的总督，封疆大吏，全国不过一十二员总督而已，他当然也有一些进步，譬如这份《东海主户互助户协力律》，也借鉴了清初刚入关时的逃人法来控制互助户，以确保这些互助户只能牢牢的被钉在东海总督给他们钉死的一亩三分地上，只要离开了这一个圈子，任何人都有权利捕拿这些离开了自己的主户的互助户，送交官府有重赏，若为互助户，则立时可由互助户编入主户户口，赏互助户一户。
袁世凯并非伊始就这么变态的，实在是有些倭人暴力抵抗的举动激怒了他，这些小规模的零星闹事一是无法预警，二是待官兵赶到后，往往无法抓到实际滋事的闹事人。他来东海总督任上一个月，已经接连被刺死教育部的教师以及吏员十二人，教化部的宣讲司司员三十九人，驻军八旗及绿营士兵七十三名。在战事已经结束，没有大规模伤亡发生的情况下，这三位数的人员损失很是触目惊心，所以，在与两岛提督左宝贵，熊本府知府段祺瑞，熊本府镇兵都司李承宗，东宁（原长崎）镇总兵戴宗骞会商之后，由段祺瑞拟定了这么一个牢牢控制东海属地居民的政策出来颁行。
虽说这个法律有些过于严苛了一些，但是对于新占地，这一招环环相扣，户户相连，互为监视的法子对于控制治安以及人民的控制极端的有效，一时之间，在推行顺利的新湘省效果极为有效，除了一贯民风彪悍的原鹿儿岛地区稍稍遇到一些阻力之外，其他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的障碍——当然，袁世凯从来就不怕遇到阻力，有阻力是正常的，派兵殄灭了就是，大兵入境，一户户的清剿，但遇不服，就是就地正法，若是服从，那好，集中编户，从中抽取百分之一的总督特赦户编进主户户口。这么着软硬兼施，以小糖果引诱下，鹿儿岛地区也逐渐被整饬完毕。而在岛的所有西方人，都被袁世凯以庆祝中国人的重要庆典——元宵节为由，齐聚在镇东城内的总督府内享用着美味佳肴与和装丽人表演，当然，饭后少不了猜谜，每一个参与猜谜的人都有一份大红包，这份封口费下去，就算再有什么流言蜚语，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后患。
搞定了这些以后，袁世凯上奏奏请朝廷从大陆迁移自愿居民来东海辖下定居，闻听有如此多的好处，一些失产失业的人，包括脑子活络的一些旗人的破路户，京师，直隶，河南，沿海各省，以及新遇水患的湖南等省份成了人口输出大省，最多的是河南，因为土地的贫瘠生业困难，一下子有七千三百余人自愿移民去河南老乡袁世凯治下落户，其余各省也有不等的人报名，总计全国一下子就去了接近四万人，四万人一下子成了有产有业的殷实人家，而且家里还有仆人伺候着，比在国内守着破房子冷炕头过日子要强上百倍都不止。
这三月初二的日子，正是袁世凯检验自己这新政策施行一个月以来的成效的日子，这一个月来，新湘岛形势一片大好，在主户互助户模式的约束下，本岛的农业与渔业逐渐恢复了生产，同时，原来在驻的满洲蒙古八旗以及绿营十数万兵马逐渐开始改编，除了保留一支两万人的精兵作为机动力量之外，其余的都在进行了轮训之后，细分下去分驻各县城，每个村从主户中选出两名里正，以作为治安通勤的作用与县城紧密联系，一旦有任何治安事件，每个县城都可以随时派出大批的军队赶赴事发地弹压，这么一来，原本似乎是处处烽火的辖下，竟然一月之内把治安搞得一团和气，还得到了皇帝的朱笔御批褒勉。
当然，这种情势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局面，而是在高压下的恐惧的平静——这是必须的，前面已经说过，这些新占地需要消化，这个消化的时间可能需要十年，可能二十年，要等新一代接受中华正统教育的小孩，年轻人慢慢长大后，会渐渐移忘掉过去的那些事，强制讲汉语，强制改汉名，焚烧一切日本曾经统治过这里的印记。十年二十年后，这里就是中国的地方。
我突然发现，在我眼前所面对的各项改革，各项事业的推进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譬如工业化，譬如农业的革新，譬如教育，譬如军制，譬如吏治。。。等等等等。
幸而，一战正在那个时候才会发生。
头山满，刚浩太郎，这两个玄洋社的前任的首领，此刻正坐在一条渔船上，驶离了鹿儿岛，站在船尾看着渐渐远去的故乡，老泪纵横。袁世凯真是日本人天生的第一大敌，这样的人物一到九州，立时就将原本还有可为之势的九州岛弄得无缝插针了，原本在民间往来游说对日本国还抱有希望的人起来反抗清国人的统治，局面一时之间似乎还有着良性的发展趋向，各地乡镇都有了一些小规模的抵抗组织。但是随着该死的敌人袁世凯的到来，这一切都完蛋了。似乎，九州也完蛋了，永远的要离开大日本的怀抱了。
梁启超、谭嗣同以及岑春煊三人的钦命江苏观风使也是二月二离的北京，当然是微服——不管是鹿传霖还是瞿鸿机，都是代表着一种思想流派，京中，甚或全国各地，都有无数的人在关注着这场江苏的政争，斗争的双方就是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在慈禧等顽固派势力在皇室即国家权力的核心阶层已经倒下，以翁同龢，徐用仪等人为代表的旧学保守派先后失宠，而以奕忻李鸿章为代表的新学洋务派纷纷得势。这一场新老学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就象西北那个伊斯兰教的新老加派的斗争一样，在面临强大外来压力的时候会妥协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团结，但是一旦这种外部来的威胁减弱，又会不可避免的争斗起来。
如今便是国家的外部压力已经比十年八年之前要好得多的多，除了南北两面的俄法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安定因素之外，国家没有大的外患，陕西甘肃青海那边的乱子虽然不小，但是在两派人士眼中看来，那些不过世疥癣之疾，不能端正思想才是心腹之患。国内的各项新政推行所产生的新老思想的斗争成了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矛盾。
能调和就调和，镇压不是最好的办法，对于这样子的国内思想不统一，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在我威权日重的今天，大规模的反抗是不可能在思想界出现的，而我作为一国之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倾向性可以有，但是也不能太过打压另一派，毕竟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国家，也是一种信仰。而国家要向前发展，也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若是政治气氛太过肃杀，也不是一个适合发展的环境。
一样，与国家的发展一样，这种思想界的整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等到哪一天国家真正强大了，这些政争反而对国家有益。如今嘛，是有一些消极作用的。旧式的思维思想会与新学抢夺人才，抢夺资源，这些都是危害。而我能做的，就是通过我特殊的地位去调和这种冲突，尽可能的将这种冲突朝有益的方向引领，今次江苏的新旧政争，我只会仅限于瞿鸿机所弹劾的腐败罪名的有无上，而不会牵扯到新旧思想的肯定于否定上——我的行动来表达就行了，不需要再用言语去重复。
当然，身在紫禁城的我并没有远在一线的梁启超等人了解得多，有些事情还得他们实地的调查才能得出结论。我担心的是他们初担重担，一心想立功，把事情无限放大，又或者无事生出事情来，这样就有悖于我的初衷了。反腐固然是要进行，但是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大局，眼下西面的内政有些紊乱，东部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定的局面，沿海地区是工业革命的摇篮，稍有动荡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发展的进程。所以，在他们出发前的陛见时我特意向他们强调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只要不牵涉到鲸吞国家藩库，地方上有些什么不公正，抑或是官商勾结的事情可以不加理会，在目前的阶段，但凡是对工业进程有好处的，哪怕是有一些有违律法的事情，睁只眼闭只眼都是可以的。
虽说谭嗣同与岑春煊目光灼灼看上去很有一番立功的心思，但是为正的梁启超经过这几年历练下来，稳重了不少，令我放心了许多。三人辞了出去，我的心思也就不再放在江苏那一省上了。
与法国人的关系很是微妙，善耆从欧洲发来电报汇报了在法国访问的成果，法国的农业部很有兴趣在远东展开合作计划——因为善耆表示愿意付出金钱来购买法国的技术——这让法国人很有兴趣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把在中国的商业份额提高到足以与德国人相媲美的程度，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原因还是在于德国，德国的崛起源自于陆军，而陆军代表的便是德国的大地主阶层，在新兴的工业界代表的海军在远东取得商业上的突破性进展之后，陆军除了一些军官的培训之外，没有给他背后的那个阶层带来任何好处。为了平息德国人的不悦，善耆还必须去德国扔出一些订单去。
不是有钱没地方花，机械化和化学肥料产业的引入哪怕是对以劳动力多而著称的中国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教育渐渐推行，军队的保障有了保证之后，眼见就要推行新兵役制的情况下，但凡有点志向的男儿都把未来锁定在三个方向上去，一是当兵走从军晋升的路子，二是走读书做文官或者技术官僚的路子，再不济的就进各种工厂参加培训成为产业工人。种田是实在撞南墙撞到头疼的时候才用来做最后保障的一条路。所以，在沿海的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已经有了佃农不足的情况。
沿海的这些省份发展的出奇的好，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得这些地方出现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出来，唯一的副作用便是劳动力有些偏于紧张了。但是在这个时代由于交通的不便利，还远没有出现后世那种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情形。
首先是教育，在吸引大量的学生进入各类官办私办的学堂之后，教育——当然还包括报纸业——所产生的大量课本以及印刷物的需求，刺激了印刷业的发展，交通基础建设和工业都在他的惠及范围之内，军工产业的枪炮制造业，以及海军的军舰订单所需要的大量优质钢铁，除了一部分关键装甲需要依赖进口之外，都必须由国内提供，矿山开采以及矿石的冶炼，钢铁行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导致大宗物流的产生，又刺激了交通业的发展，由于钢铁业的重镇武汉到天津之间交通极为不变，张之洞奏请修筑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线，与已有的北京到天津之间的铁路线相连接，这样在一南一北两个军工重镇之间就有了便捷迅速的交通。
交通产生的大宗物流，惠及到重要交通线附近的民生，工业化的好处，沿海省份的居民体会最深，虽然说见到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多了，有些不习惯。见到的短发呼啸而过的阿兵哥多了，有些不顺眼。但是人是很现实的动物，有好处到身上，一些不习惯不顺眼的东西都可以暂时放一放。
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宗坏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国家越是富裕，民间的土地兼并现象就越严重，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只会越来越多，而贫民们受惑于土地的高价，往往会出售掉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地产，无奈之下有的做佃农，做工，进学，实在走投无路的还有一条出路——国家鼓励无产者自愿移民，凡移民海外者，有赏银，有农具，有种子，有耕牛，当然，还有一宗好处，东海总督袁世凯特别请旨颁下引民入境的优惠条款：凡移民至东海总督辖下的两省的大清子民，勿论种族，勿论罪否，勿论文化，均赏互助户一户，互助户者，二岛原住民也。
虽说名之为互助，实际上乃是主奴之名份，移民来的叫主户，以与互助户相区分。互助户无产，依附主户生存，袁世凯抵达熊本后，改城名为镇东府，隔了一个月之后便颁布这项名为《东海主户互助户协力律》的法律化行政命令，一是为了吸引大陆的移民过来稳固统治基础，二也是为了笼络当地势力较大的家族，那些比较合作的原住居民被编入主户的户口，以倭制倭是一个策略，就像当年在朝鲜一样，袁世凯很喜欢这一个套路，而自己则坐拥强大的实力躲在幕后，看着台上的人表演，一旦有谁表演出格或是有些超出控制，那就是他收起笑脸的时刻了。
当然，他如今是位居二品的总督，封疆大吏，全国不过一十二员总督而已，他当然也有一些进步，譬如这份《东海主户互助户协力律》，也借鉴了清初刚入关时的逃人法来控制互助户，以确保这些互助户只能牢牢的被钉在东海总督给他们钉死的一亩三分地上，只要离开了这一个圈子，任何人都有权利捕拿这些离开了自己的主户的互助户，送交官府有重赏，若为互助户，则立时可由互助户编入主户户口，赏互助户一户。
袁世凯并非伊始就这么变态的，实在是有些倭人暴力抵抗的举动激怒了他，这些小规模的零星闹事一是无法预警，二是待官兵赶到后，往往无法抓到实际滋事的闹事人。他来东海总督任上一个月，已经接连被刺死教育部的教师以及吏员十二人，教化部的宣讲司司员三十九人，驻军八旗及绿营士兵七十三名。在战事已经结束，没有大规模伤亡发生的情况下，这三位数的人员损失很是触目惊心，所以，在与两岛提督左宝贵，熊本府知府段祺瑞，熊本府镇兵都司李承宗，东宁（原长崎）镇总兵戴宗骞会商之后，由段祺瑞拟定了这么一个牢牢控制东海属地居民的政策出来颁行。
虽说这个法律有些过于严苛了一些，但是对于新占地，这一招环环相扣，户户相连，互为监视的法子对于控制治安以及人民的控制极端的有效，一时之间，在推行顺利的新湘省效果极为有效，除了一贯民风彪悍的原鹿儿岛地区稍稍遇到一些阻力之外，其他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的障碍——当然，袁世凯从来就不怕遇到阻力，有阻力是正常的，派兵殄灭了就是，大兵入境，一户户的清剿，但遇不服，就是就地正法，若是服从，那好，集中编户，从中抽取百分之一的总督特赦户编进主户户口。这么着软硬兼施，以小糖果引诱下，鹿儿岛地区也逐渐被整饬完毕。而在岛的所有西方人，都被袁世凯以庆祝中国人的重要庆典——元宵节为由，齐聚在镇东城内的总督府内享用着美味佳肴与和装丽人表演，当然，饭后少不了猜谜，每一个参与猜谜的人都有一份大红包，这份封口费下去，就算再有什么流言蜚语，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后患。
搞定了这些以后，袁世凯上奏奏请朝廷从大陆迁移自愿居民来东海辖下定居，闻听有如此多的好处，一些失产失业的人，包括脑子活络的一些旗人的破路户，京师，直隶，河南，沿海各省，以及新遇水患的湖南等省份成了人口输出大省，最多的是河南，因为土地的贫瘠生业困难，一下子有七千三百余人自愿移民去河南老乡袁世凯治下落户，其余各省也有不等的人报名，总计全国一下子就去了接近四万人，四万人一下子成了有产有业的殷实人家，而且家里还有仆人伺候着，比在国内守着破房子冷炕头过日子要强上百倍都不止。
这三月初二的日子，正是袁世凯检验自己这新政策施行一个月以来的成效的日子，这一个月来，新湘岛形势一片大好，在主户互助户模式的约束下，本岛的农业与渔业逐渐恢复了生产，同时，原来在驻的满洲蒙古八旗以及绿营十数万兵马逐渐开始改编，除了保留一支两万人的精兵作为机动力量之外，其余的都在进行了轮训之后，细分下去分驻各县城，每个村从主户中选出两名里正，以作为治安通勤的作用与县城紧密联系，一旦有任何治安事件，每个县城都可以随时派出大批的军队赶赴事发地弹压，这么一来，原本似乎是处处烽火的辖下，竟然一月之内把治安搞得一团和气，还得到了皇帝的朱笔御批褒勉。
当然，这种情势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局面，而是在高压下的恐惧的平静——这是必须的，前面已经说过，这些新占地需要消化，这个消化的时间可能需要十年，可能二十年，要等新一代接受中华正统教育的小孩，年轻人慢慢长大后，会渐渐移忘掉过去的那些事，强制讲汉语，强制改汉名，焚烧一切日本曾经统治过这里的印记。十年二十年后，这里就是中国的地方。
我突然发现，在我眼前所面对的各项改革，各项事业的推进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譬如工业化，譬如农业的革新，譬如教育，譬如军制，譬如吏治。。。等等等等。
幸而，一战正在那个时候才会发生。
头山满，刚浩太郎，这两个玄洋社的前任的首领，此刻正坐在一条渔船上，驶离了鹿儿岛，站在船尾看着渐渐远去的故乡，老泪纵横。袁世凯真是日本人天生的第一大敌，这样的人物一到九州，立时就将原本还有可为之势的九州岛弄得无缝插针了，原本在民间往来游说对日本国还抱有希望的人起来反抗清国人的统治，局面一时之间似乎还有着良性的发展趋向，各地乡镇都有了一些小规模的抵抗组织。但是随着该死的敌人袁世凯的到来，这一切都完蛋了。似乎，九州也完蛋了，永远的要离开大日本的怀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