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
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先民在民族意识这个问题上远比我们现代人开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采取的民族政策就是合理的。因为古人的意识中虽然少有血统歧视，但多文化歧视，比如说历代统治者在讨伐外族的檄文中总会有“不服教化”的字眼，西晋司隶校尉傅玄再给晋武帝的献策中有如下记载：“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晋书传》)《晋书四夷列传》则称：“夷狄之徒，名教所绝。”即便是主动将鲜卑秃发部内迁的邓艾亦对司马师提过将内迁胡族迁往塞外的意见，言论如下：“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由于汉魏以来历代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歧视十分严重，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多是歧视性政策，甚至很多政策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西晋的民族政策继承于曹魏，其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但这个“移民实边”与秦皇、汉武时期的移内陆汉族百姓至边塞充实边界不同，而是迁徙塞外胡人于塞内，以实户口，提供朝廷所需的赋税、徭役。魏晋时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三国时期朝廷能控制的户口锐减，户口锐减的原因在本书第一章第3节有过介绍。户口减少之后意味着统治者所需的赋税、兵源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国统治集团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掳掠人口，对象包括敌对国家和周边各少数民族。
比如说东吴多次讨伐东南山区的山越族，掳其民众为兵户，孙权甚至派遣卫温、诸葛直率水师前往夷州(今台湾)掳掠当地夷族。同时期的蜀汉军中亦有不少羌人，诸葛亮平南中之后，也有让少数民族内迁，《华阳国志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曹操讨伐乌桓蹋顿部之后，亦收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类似的记载很多，这些都是中原政权以武力方式强制胡族内迁，特别是羌族内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
二、在东亚地区，北方属于苦寒之地，西北为荒凉沙漠，西南多高山峻岭，在当时的科技水下，生存环境很是恶劣，但这些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部落互不统属，相互劫掠，所以他们中有不少部族也有着强烈的内迁。比如说东汉初年南匈奴的内附，以及氐、羌、鲜卑、乌桓、丁零等族都有主动内附的相关记载，对于严重缺乏户口的魏、晋统治者自然是欢迎的，不但能削弱塞外胡族的力量，将他们安置与塞内各处，与汉民族杂居，按口缴纳赋税、服徭役，自然可增强国家实力。
正常情况下，外族内附对统治集团来说是好事，毕竟在古代人力资源比土地资源更重要，而且他们内附之后与汉族接触日益频繁，也就开始了汉化的进程。但是外族内附之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胡族毕竟与中原百姓有异，语言不通、服饰不同，生产活动迥异，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特殊文化，相对汉民来说独立性很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自然不高，这对统治集团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所以傅玄认为：“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晋书传》)
在谈论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之时，我们首先得注意一点，内迁胡族与塞外胡族是有区别的，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晋书食货志》载：“夷人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在西晋时期内迁的胡族和编户一样是要缴纳赋税的，同时也是朝廷征兵的对象，史书上关于中原朝廷征用鲜卑、乌桓、匈奴部众出征的记载有很多，这说明内迁胡族已经接受中原国家统治。按现代说法，内迁胡族已经属于国民，与塞外民族不接受朝廷封号、不确定统辖关系的外族有本质的区别。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古人的经验远不及今人，胡族内迁确实有为害的一面，但也有有利的一面，而且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魏晋时期的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还是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统治政策过于粗暴。
西晋对内迁民族的管理模式很是复杂。为管理周边民族事务，西晋在民族聚居区设置校尉府。比如说在长安设置西戎校尉，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晋初废宁州，设南夷校尉，治滇池(今云南昆明)，管理西南诸夷;在成都设西夷校尉，管理巴蜀氐、羌、板诸蛮;设东夷校尉，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县)，管理辽东、辽西鲜卑、乌桓各部;在襄阳设南蛮校尉，管理荆州地区蛮族事务。
两汉以来，中原政权还设置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以管辖这些族群，西晋时期这些校尉府并未撤除，而且校尉之职多由地方州郡长官兼职，比如说张华出任都督幽州诸军事之时便兼领护乌桓校尉，杜预出任秦州刺史时也兼任东羌校尉。校尉府是军事机构，主管征伐，胡族一般性的民政事务则由地方州郡管理，形同编户。
根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还设置了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比校尉级别要高，“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晋武帝时期还设置了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由此可知西晋对诸胡的管理是十分冗杂的。
如果仅仅是管理机构重叠，只能引起管理上的混乱，尚不足以激化民族矛盾，魏晋时期矛盾的激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自汉武帝以来，强盛的汉朝以其丰富的物质生活、发达的文明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四夷臣服，这让统治集团产生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视外族为草芥，歧视现象愈加严重。
二、自东汉以来，历代统治集团视内迁胡族为盘剥的对象，这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我们以羌族为例，东汉奉行的“羌胡相攻以夷伐夷”(《后汉书训传》)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侵盗其畜产、妻子”(《汉书匈奴传》)的现象很是常见，这使得羌民爆发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如《后汉书缠貉传》中班彪所言：“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东汉时期的羌族起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东汉的历史，最大规模的起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汉庭为平定起义，动辄调动数十万大军，甚至不得不调动匈奴骑兵，所耗资费极巨。如《后汉书缠貉传》所言：“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用二百四十余亿，财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而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到了西晋时期，民族矛盾远比东汉尖锐，原因是西晋统治集团对异族的剥削更加沉重，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如汉化颇深的匈奴左部帅刘渊有文武才略，但不受西晋信任，所以一直未受重用，其叔父匈奴左贤王刘宣有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可见西晋时期内附匈奴之境遇。
晋臣阮种意识到当时严重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当时民族矛盾尖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族杂居，二是地方官吏的压榨轻辱。阮种在给晋武帝的策论中说道：“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即便是主张以武力方驱赶内迁胡族的江统也在其《徙戎论》中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张统传》)
自东汉以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过近200年的发酵，民族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西晋初年发生的数起民族冲突其实已经给西晋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但是统治集团并没有改变以往的民族政策，五胡乱华的历史也就成了必然。
3、南匈奴的形成与兴衰
西晋全盛时期也不过19州，不受或较少受到民族问题困扰的仅有汉族集中居住的司、豫、徐、青、兖、冀6州，可见西晋民族问题之严峻。西晋初年因为民族问题而造成的动乱主要有四起，一是鲜卑秃发树机能起义，二是匈奴刘猛的叛离，三是匈奴郝散起义，四是氐人齐万年起义，这四起事件最终都被西晋以武力的方式平定。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在五胡乱华的前夕，所以笔者将费些章节详细介绍当时的民族迁徙、分布、处境，更方便读者理解五胡乱华的时代背景。
汉魏以来，史书上有过内迁记载的民族有鲜卑、匈奴、乌桓、丁零、月氏、氐族、羌族、羯族、高句丽等，而在西晋国内自古还生活着巴、、蛮、獠、夷、越、俚、山胡等族群。每一个族群都还有不少互不隶属的部落，各民族部落之间又相互杂居，形成新的种群。在这些生活在塞内的各部族中，尤以生活在并州一带的匈奴势力对西晋最具威胁。
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先民在民族意识这个问题上远比我们现代人开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采取的民族政策就是合理的。因为古人的意识中虽然少有血统歧视，但多文化歧视，比如说历代统治者在讨伐外族的檄文中总会有“不服教化”的字眼，西晋司隶校尉傅玄再给晋武帝的献策中有如下记载：“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晋书传》)《晋书四夷列传》则称：“夷狄之徒，名教所绝。”即便是主动将鲜卑秃发部内迁的邓艾亦对司马师提过将内迁胡族迁往塞外的意见，言论如下：“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由于汉魏以来历代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歧视十分严重，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多是歧视性政策，甚至很多政策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西晋的民族政策继承于曹魏，其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但这个“移民实边”与秦皇、汉武时期的移内陆汉族百姓至边塞充实边界不同，而是迁徙塞外胡人于塞内，以实户口，提供朝廷所需的赋税、徭役。魏晋时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三国时期朝廷能控制的户口锐减，户口锐减的原因在本书第一章第3节有过介绍。户口减少之后意味着统治者所需的赋税、兵源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国统治集团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掳掠人口，对象包括敌对国家和周边各少数民族。
比如说东吴多次讨伐东南山区的山越族，掳其民众为兵户，孙权甚至派遣卫温、诸葛直率水师前往夷州(今台湾)掳掠当地夷族。同时期的蜀汉军中亦有不少羌人，诸葛亮平南中之后，也有让少数民族内迁，《华阳国志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曹操讨伐乌桓蹋顿部之后，亦收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类似的记载很多，这些都是中原政权以武力方式强制胡族内迁，特别是羌族内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
二、在东亚地区，北方属于苦寒之地，西北为荒凉沙漠，西南多高山峻岭，在当时的科技水下，生存环境很是恶劣，但这些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部落互不统属，相互劫掠，所以他们中有不少部族也有着强烈的内迁。比如说东汉初年南匈奴的内附，以及氐、羌、鲜卑、乌桓、丁零等族都有主动内附的相关记载，对于严重缺乏户口的魏、晋统治者自然是欢迎的，不但能削弱塞外胡族的力量，将他们安置与塞内各处，与汉民族杂居，按口缴纳赋税、服徭役，自然可增强国家实力。
正常情况下，外族内附对统治集团来说是好事，毕竟在古代人力资源比土地资源更重要，而且他们内附之后与汉族接触日益频繁，也就开始了汉化的进程。但是外族内附之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胡族毕竟与中原百姓有异，语言不通、服饰不同，生产活动迥异，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特殊文化，相对汉民来说独立性很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自然不高，这对统治集团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所以傅玄认为：“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晋书传》)
在谈论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之时，我们首先得注意一点，内迁胡族与塞外胡族是有区别的，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晋书食货志》载：“夷人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在西晋时期内迁的胡族和编户一样是要缴纳赋税的，同时也是朝廷征兵的对象，史书上关于中原朝廷征用鲜卑、乌桓、匈奴部众出征的记载有很多，这说明内迁胡族已经接受中原国家统治。按现代说法，内迁胡族已经属于国民，与塞外民族不接受朝廷封号、不确定统辖关系的外族有本质的区别。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古人的经验远不及今人，胡族内迁确实有为害的一面，但也有有利的一面，而且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魏晋时期的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还是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统治政策过于粗暴。
西晋对内迁民族的管理模式很是复杂。为管理周边民族事务，西晋在民族聚居区设置校尉府。比如说在长安设置西戎校尉，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晋初废宁州，设南夷校尉，治滇池(今云南昆明)，管理西南诸夷;在成都设西夷校尉，管理巴蜀氐、羌、板诸蛮;设东夷校尉，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县)，管理辽东、辽西鲜卑、乌桓各部;在襄阳设南蛮校尉，管理荆州地区蛮族事务。
两汉以来，中原政权还设置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以管辖这些族群，西晋时期这些校尉府并未撤除，而且校尉之职多由地方州郡长官兼职，比如说张华出任都督幽州诸军事之时便兼领护乌桓校尉，杜预出任秦州刺史时也兼任东羌校尉。校尉府是军事机构，主管征伐，胡族一般性的民政事务则由地方州郡管理，形同编户。
根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还设置了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比校尉级别要高，“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晋武帝时期还设置了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由此可知西晋对诸胡的管理是十分冗杂的。
如果仅仅是管理机构重叠，只能引起管理上的混乱，尚不足以激化民族矛盾，魏晋时期矛盾的激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自汉武帝以来，强盛的汉朝以其丰富的物质生活、发达的文明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四夷臣服，这让统治集团产生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视外族为草芥，歧视现象愈加严重。
二、自东汉以来，历代统治集团视内迁胡族为盘剥的对象，这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我们以羌族为例，东汉奉行的“羌胡相攻以夷伐夷”(《后汉书训传》)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侵盗其畜产、妻子”(《汉书匈奴传》)的现象很是常见，这使得羌民爆发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如《后汉书缠貉传》中班彪所言：“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东汉时期的羌族起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东汉的历史，最大规模的起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汉庭为平定起义，动辄调动数十万大军，甚至不得不调动匈奴骑兵，所耗资费极巨。如《后汉书缠貉传》所言：“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用二百四十余亿，财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而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到了西晋时期，民族矛盾远比东汉尖锐，原因是西晋统治集团对异族的剥削更加沉重，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如汉化颇深的匈奴左部帅刘渊有文武才略，但不受西晋信任，所以一直未受重用，其叔父匈奴左贤王刘宣有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可见西晋时期内附匈奴之境遇。
晋臣阮种意识到当时严重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当时民族矛盾尖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族杂居，二是地方官吏的压榨轻辱。阮种在给晋武帝的策论中说道：“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即便是主张以武力方驱赶内迁胡族的江统也在其《徙戎论》中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张统传》)
自东汉以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过近200年的发酵，民族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西晋初年发生的数起民族冲突其实已经给西晋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但是统治集团并没有改变以往的民族政策，五胡乱华的历史也就成了必然。
3、南匈奴的形成与兴衰
西晋全盛时期也不过19州，不受或较少受到民族问题困扰的仅有汉族集中居住的司、豫、徐、青、兖、冀6州，可见西晋民族问题之严峻。西晋初年因为民族问题而造成的动乱主要有四起，一是鲜卑秃发树机能起义，二是匈奴刘猛的叛离，三是匈奴郝散起义，四是氐人齐万年起义，这四起事件最终都被西晋以武力的方式平定。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在五胡乱华的前夕，所以笔者将费些章节详细介绍当时的民族迁徙、分布、处境，更方便读者理解五胡乱华的时代背景。
汉魏以来，史书上有过内迁记载的民族有鲜卑、匈奴、乌桓、丁零、月氏、氐族、羌族、羯族、高句丽等，而在西晋国内自古还生活着巴、、蛮、獠、夷、越、俚、山胡等族群。每一个族群都还有不少互不隶属的部落，各民族部落之间又相互杂居，形成新的种群。在这些生活在塞内的各部族中，尤以生活在并州一带的匈奴势力对西晋最具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