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件事情上,董岩作为一名泄密者,受到了马伟祥的痛斥。不过,骂过之后,马伟祥对董岩倒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刁难,毕竟董岩的技术水平在那放着,马伟祥还要指望他干活的。

    阮福根的全福机械厂本身并不具备制造二类压力容器的能力,他的实力也不足以消化所承担的任务量。他采取以蛇吞象的作法,以租借的名义,把弟弟阮福泉管理的会安地区化工机械厂的设备和人员全部包下来,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生产活动。

    会安化工机械厂是一家地区所属的中型机械厂,有一定的实力,其实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这些设备制造任务也是可以的。但阮福泉没有这样的魄力却和重装办签订军令状,更确切地说,他也没有权力拿着国家资产作为抵押去承接这样的业务。阮福根是个私人老板,财产是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支配,所以才敢于冒这样的风险。

    此外,就是私企与国企的内部管理体制问题了。阮福根能够实行多劳多得的政策,用高额的奖励驱使工人们加班加点,发挥聪明才智。而阮福泉连给职工多发20块钱奖金都得向地区工业局备案,很难调动得起工人们的积极性。在设备简陋的情况下,人的因素是更为重要的,你无法让工人去拼命,要想完成分包任务就是纸上谈兵。

    在技术方面,阮福根的倚仗就是董岩。会安化工机械厂的技术科有一些技术人员,应付常规的技术问题是足够的,但遇到一些难点就一筹莫展了。大化肥设备制造中涉及到不少国外的新技术、新工艺,在这些方面,阮福根只能请董岩帮忙,甚至有些从日本拿过来的工艺说明书,都得董岩亲自翻译才能保证不出现讹误。

    阮福根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他舍得花钱,每次请董岩帮忙,给的报酬少辄一两百,多则上千,几乎就是拿钱在往董岩身上砸。

    董岩是个技术处长,一个月也就不到200块钱的工资,偶尔有点奖金,也就是十块八块钱的,哪里见过像阮福根这样大方的老板。一开始,他拿报酬的时候还有些腼腆,同时有些胆怯,不知道这钱该不该拿,算不算犯法。拿得多了,他的胆子也就大了,觉得自己反正没耽误单位的工作,付出的也只是自己的智力,没用单位一张纸、一支笔,何惧之有。

    可偏偏事情就从天而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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