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维斯山脉地处高海拔,终年积雪。

    山下荒无人烟,一眼望去,平川之上只有一座六层高的实验楼。

    顶楼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各种医疗仪器,加长的实验台在最中间,台子上躺了一个人,男性,双目紧闭,年龄不详。

    他身上插了各种管子,胸前、手上,以及额头上都贴着电极贴片,导联线的另一端连接着心电监护仪、电休克仪。

    实验台两边站着一男一女,一个测量,一个记录。

    “血压。”

    “收缩压90,舒张压60。”

    “体温。”

    “28。”

    “脉搏。”

    “70。”

    “呼吸。”

    “32。”

    这时,旁边的仪器发出警报声。

    “嘀!”

    “嘀!”

    “嘀!”

    一声接一声,短暂急促。

    心电图和脑电波此时都在急剧变化。

    “萧博士,”dara是生物细胞学博士,她放下记录表格,“患者可能要苏醒了。”

    就在这时,实验台上的患者突然睁开了眼睛。

    “醒了,患者醒了!”

    站在仪器旁兴奋喊叫的男人是萧轶的后辈,rc,他专攻基因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