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常突然发生这种事情，朝廷中的一些官员可是急坏了，皇上更是着急，连连让大臣想办法，这个时候，包拯身为开封府尹，便将花郎的建议提了出來，不过为了避免让朝中大臣和皇上怀疑花郎，包拯只说这是他与公孙策等开封府尹中的人苦思冥想而得的，这个是花郎之前在信上交代过的。
皇上听完包拯的提议之后，连连表示赞同，于是立马分配了下去，只等各个地方把银钱送來之后，便开始实施，而京城的那些闹事商人，则尽力安抚。
包拯在信中将这些事情说完之后，向花郎提出了一个问題，那便是如何安抚那些商人。
这对宋朝的很多官员以及皇上來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一个问題，可这个问題在花郎这里根本就算不得问題，因为他很清楚一个道理，那便是商人无利不起早，朝廷发行交子，显然是损害了这些商人的利益，所以只要给这些商人一点甜头，他们自然不会再闹事。
为此，花郎立马修书一封，命人给送到了京城。
信的内容如下：
包兄所替之事兄弟已然明了，为此献上一计，请包兄思量；朝廷将商人的银子给换去了，这些商人想要尽早换回來的心思可以理解，这种事情拖不长，不过若想拖的长一些，等朝廷有了资金周转再还他们，还是有办法的，那便是与这些商人商定到，用交子换取的银钱一年之后还给他们，还给他们之后，除了换给本金之外，还额为还他们几分利息，至于几分，具体由包兄來定吧。
信送出去之后，花郎和李景安他们便开始组织长安城的府上开始兑换交子，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商人沒有一个愿意的，可在李景安的威逼利诱下，以及找了几个拖來帮衬之后，短短五六天的时间里，他们便筹齐了皇上交代的数目五十万两。
将这些银子送走之后，接下來的事情他们已经不用担心了，因为银子交到京城之后，朝廷会派人合理充分的利用这些银子，而等一年之后，朝廷便会把那些银子连带着利息全部还给商人，朝廷说话一言九鼎，只要大宋不灭，拖欠商人银子的事情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花郎是很放心的，而且据花郎所知，仁宗事情宋朝的国力是最强盛的，想來不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可就在花郎和李景安他们觉得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的时候，长安城突然出现了一件让花郎意想不到可却又应该想到的事情，那便是长安城中，有人受了朝廷交子的启发，在民间私自放银，进而收取高额利息，换言之，就是有人放高利贷。
除了有人放高利贷外，还有人模仿交子在民间经行融资，当花郎发现这种情况后，突然觉得事情有些严重，这些融资亦或者放高利贷的人沒有信誉做保证，他们不想朝廷，无论如何都是有能力偿还这些商人钱财的，如果这些融资的人最后赔了本，那他们如何偿还那些将钱拿出來的人。
当然，这还不算严重的，最严重的是那些借钱的人，他们借钱自然是因为手头缺钱，可他们越是借钱手中就越是缺钱，这样利息滚來滚去，到最后根本就无力偿还，他们不是被人毒打，就是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來弄钱，再不济就只有卖儿卖女。
一想到这些，花郎就觉得自己的方法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罪恶的灵感，这让花郎很是内疚，而内疚之后，他觉得必须严厉打击这两者情况，他们要禁止那些百姓融资，更不能允许那些借钱给人家的人放高利贷。
禁止融资还好说一点，因为这些融资的人沒有经济实力做后盾，所以说禁止就禁止，而且就算最后这些融资的人心中不服要上诉的时候，李景安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自己的资金能力，如果他真的有能力偿还那些借钱给他们的人，那他们可以融资，不过却必须将他们的资产的一半押在府衙，这样一來，就算他们最后破产了，府衙也可以用他们原先存在府衙的钱对那些人进行赔偿。
这些都是花郎想出來的办法，那些融资的人多半手里沒有多少钱，一被调查，立马被那些被融资人给看了个明白，既然看出对方沒有雄厚的资本，他们又怎么可能把钱借给这些人呢。
而一些手里有钱的，一听要把一半资产押在府衙，顿时不干了，他们可不想把钱押在府衙。
融资的事情打击掉之后，那些放高利贷的也也就少了，因为花郎和李景安他们发现，那些融资的人融资之后，并不是说要去做什么生意，而是要拿那些钱去放高利贷，如果他们融不來资，自然也就沒有本钱去放高利贷了。
不过，放高利贷的人并无法杜绝，毕竟世上的有钱人和穷人很多，有钱人需要钱生钱，而穷人需要钱，如此有了供需关系，这种情况便杜绝不了，李景安对于此事沒有办法，最后只能规定见到一个就严惩，因此，那些放高利贷的慢慢的进入到了地下。
经过一番运作，花郎他们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花郎的提议对大宋來说可谓是有利有弊，花郎的这些提议对于充实国库很有效，可这些方法被那些不法之人学去，却成了他们谋生的手段，当然，人有谋生手段并不是错事，可错就错在他们不该用这种手段來谋自己的生而断他人的路。
总的來说，花郎的提议是利大于弊，若能加强管理，可以把弊端降低到最小。
这样忙完之后，花郎和温梦等人累的够呛，而且这个时候，温梦颇有些抱怨，道：“我们忙了这么久，却一点好处沒有捞到，真是可惜。”
其他人连连跟着附和，他们又不是朝廷官员拿着朝廷的俸禄，怎么能帮朝廷做这些事情呢。
花郎对此事倒并无任何怨言，毕竟对他來说，闲着也是闲着，若能将朝廷发行交子的危害降到最低，对百姓來说也算是一件功德之事吧。
皇上听完包拯的提议之后，连连表示赞同，于是立马分配了下去，只等各个地方把银钱送來之后，便开始实施，而京城的那些闹事商人，则尽力安抚。
包拯在信中将这些事情说完之后，向花郎提出了一个问題，那便是如何安抚那些商人。
这对宋朝的很多官员以及皇上來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一个问題，可这个问題在花郎这里根本就算不得问題，因为他很清楚一个道理，那便是商人无利不起早，朝廷发行交子，显然是损害了这些商人的利益，所以只要给这些商人一点甜头，他们自然不会再闹事。
为此，花郎立马修书一封，命人给送到了京城。
信的内容如下：
包兄所替之事兄弟已然明了，为此献上一计，请包兄思量；朝廷将商人的银子给换去了，这些商人想要尽早换回來的心思可以理解，这种事情拖不长，不过若想拖的长一些，等朝廷有了资金周转再还他们，还是有办法的，那便是与这些商人商定到，用交子换取的银钱一年之后还给他们，还给他们之后，除了换给本金之外，还额为还他们几分利息，至于几分，具体由包兄來定吧。
信送出去之后，花郎和李景安他们便开始组织长安城的府上开始兑换交子，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商人沒有一个愿意的，可在李景安的威逼利诱下，以及找了几个拖來帮衬之后，短短五六天的时间里，他们便筹齐了皇上交代的数目五十万两。
将这些银子送走之后，接下來的事情他们已经不用担心了，因为银子交到京城之后，朝廷会派人合理充分的利用这些银子，而等一年之后，朝廷便会把那些银子连带着利息全部还给商人，朝廷说话一言九鼎，只要大宋不灭，拖欠商人银子的事情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花郎是很放心的，而且据花郎所知，仁宗事情宋朝的国力是最强盛的，想來不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可就在花郎和李景安他们觉得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的时候，长安城突然出现了一件让花郎意想不到可却又应该想到的事情，那便是长安城中，有人受了朝廷交子的启发，在民间私自放银，进而收取高额利息，换言之，就是有人放高利贷。
除了有人放高利贷外，还有人模仿交子在民间经行融资，当花郎发现这种情况后，突然觉得事情有些严重，这些融资亦或者放高利贷的人沒有信誉做保证，他们不想朝廷，无论如何都是有能力偿还这些商人钱财的，如果这些融资的人最后赔了本，那他们如何偿还那些将钱拿出來的人。
当然，这还不算严重的，最严重的是那些借钱的人，他们借钱自然是因为手头缺钱，可他们越是借钱手中就越是缺钱，这样利息滚來滚去，到最后根本就无力偿还，他们不是被人毒打，就是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來弄钱，再不济就只有卖儿卖女。
一想到这些，花郎就觉得自己的方法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罪恶的灵感，这让花郎很是内疚，而内疚之后，他觉得必须严厉打击这两者情况，他们要禁止那些百姓融资，更不能允许那些借钱给人家的人放高利贷。
禁止融资还好说一点，因为这些融资的人沒有经济实力做后盾，所以说禁止就禁止，而且就算最后这些融资的人心中不服要上诉的时候，李景安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自己的资金能力，如果他真的有能力偿还那些借钱给他们的人，那他们可以融资，不过却必须将他们的资产的一半押在府衙，这样一來，就算他们最后破产了，府衙也可以用他们原先存在府衙的钱对那些人进行赔偿。
这些都是花郎想出來的办法，那些融资的人多半手里沒有多少钱，一被调查，立马被那些被融资人给看了个明白，既然看出对方沒有雄厚的资本，他们又怎么可能把钱借给这些人呢。
而一些手里有钱的，一听要把一半资产押在府衙，顿时不干了，他们可不想把钱押在府衙。
融资的事情打击掉之后，那些放高利贷的也也就少了，因为花郎和李景安他们发现，那些融资的人融资之后，并不是说要去做什么生意，而是要拿那些钱去放高利贷，如果他们融不來资，自然也就沒有本钱去放高利贷了。
不过，放高利贷的人并无法杜绝，毕竟世上的有钱人和穷人很多，有钱人需要钱生钱，而穷人需要钱，如此有了供需关系，这种情况便杜绝不了，李景安对于此事沒有办法，最后只能规定见到一个就严惩，因此，那些放高利贷的慢慢的进入到了地下。
经过一番运作，花郎他们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花郎的提议对大宋來说可谓是有利有弊，花郎的这些提议对于充实国库很有效，可这些方法被那些不法之人学去，却成了他们谋生的手段，当然，人有谋生手段并不是错事，可错就错在他们不该用这种手段來谋自己的生而断他人的路。
总的來说，花郎的提议是利大于弊，若能加强管理，可以把弊端降低到最小。
这样忙完之后，花郎和温梦等人累的够呛，而且这个时候，温梦颇有些抱怨，道：“我们忙了这么久，却一点好处沒有捞到，真是可惜。”
其他人连连跟着附和，他们又不是朝廷官员拿着朝廷的俸禄，怎么能帮朝廷做这些事情呢。
花郎对此事倒并无任何怨言，毕竟对他來说，闲着也是闲着，若能将朝廷发行交子的危害降到最低，对百姓來说也算是一件功德之事吧。